《独立时代》——儒者的困惑
杨德昌的作品在台湾新电影中，一向保有相当鲜明的定位，杨氏经常被视为台湾新电影里都会现代人发展的代言人。可是也常常在这个过度鲜明的焦点下使另一个在杨氏作品中，不曾间断的母题反而被掩盖，那就是杨德昌系统电影中孜孜不倦探讨的“道德”议题，这也一直是他作品中的精神骨干。 试看《光阴的故事》里“指望”片段，冷漠的家庭关系外加六O年代封闭社会的政治景观，青少年贫弱的梦想世界，是如此惨绿无声。及至《海滩的一天》，旧时代的日式父权宰制权威，到八O年代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人际关系变得疏离、冰冷，情感与允诺都显得毫不可信。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青梅竹马》与《恐怖分子》，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强化个人的绝望与无助。《海滩的一天》毕竟在剧终时成就了两个独立而成熟的女性，到了《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虚却展开了更为悲观的结论。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更是延伸《恐怖分子》的社会败德和软弱人性的“共犯”控诉。小四的杀人被拓宽为六O年代台湾社会的封闭，以至于对纯洁、真诚的扼杀。如此看来，若说杨德昌是一位当代台湾社会道德观察省思者，也并不为过。 了解他一系列作品的道德议题，再去看他的新作《独立时代》，可能会更清晰地掌握题旨。引言说“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似乎正在质疑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后的新社会问题。富裕，在影片中似乎像其它杨德昌的前作一样，带来对诚恳生活态度的扭曲变形。尤有甚者，演变成世故奸狡的新虚伪世界。而事实上，每个角色也都逐步成为这个富裕虚伪规律的受害者。 《独立时代》也许是杨德昌道德题旨最鲜明醒目之作。它的英文片名《儒者的困惑》以及开场引用《论语·子路篇》冉有问孔子有关卫国的治民之道的开场白，都处处表明了整部电影的道德主题。修改版加入的字幕卡形式，有时像章回体分段，有时又像新社会游戏规则的基本信条。十多个主要角色循环其中，恰似一场人性乖张、虚情假意、装腔作势的畸异探戈舞。杨德昌摆脱过往所以作品的严肃外观和压抑情韵，却出现一种鲜明恨世的放肆张狂，几近乎某些荒诞喜剧，却以黑色笔调渲染。过去总让败德行为赋予人性及社会客观理由的杨德昌，在本片中竟让演员放任地夸大表情，借如同色彩浓厚的扁平脸谱，其乖谬、恶意和愚昧，似乎要激发起观众对种种不义的憎厌。有时几近败笔，而处处露出对人性信念的破灭与不信任。但从另一角度看却在狭窄的指控中逼现那种势不两立的强烈道德意识，有时更藉角色来夫子自道一番，其破格犯规的手段裸露出创作者毫不掩饰的真诚勇气。 《独立时代》的人物架构虽不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来得繁多复杂，其叙事的紧严大胆又不差《恐怖分子》。在杨德昌系列作品中，它却独特地呈现了某些放任的动力，在芜杂的表层下隐约显示出创作者逐步放弃过去那种冷静的客观思考态度，有另一分亲近世情的企图。全片十多个人物虽未足构成一个全面中废世界的浮世绘，却也在对立的面向上，建筑起一个诚实与虚伪的人物对位法。琪琪的甜美对照小凤深藏不露的城府；小明与立人对照着老谋深算的上司；简单的富家少爷阿钦对照着LARRY别有用心的逢迎献计；直率的MOLLY对照着姊姊天真乐观的电视家庭假象，而其努力思索的姊夫则对照着后现代歌仔戏的矫饰艺术家鲲鹏大师BIRDY。杨德昌惯用的“角色社会学”倒从未出现过如此鲜明的道德两极性。是全片的局限，也是全片最耐人寻味的处理。 《独立时代》或许不单是杨德昌对台湾社会的道德省思，也同时是他自己追求艺术诚意的另一次冒险探索航程，帆已升起，明显地，杨德昌会拒绝成为影片中的文化艺术化妆师，且毫无妥协地去寻索传统儒家道德世界在当代的异色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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