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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五十年代生活是个没人敢碰的题材。可电影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阿格涅什卡却打算拍一部反映这一题材的影片作为考卷。她正在华沙电视台实习，人们忠告她不要“玩火”，但姑娘仍背着一只帆布提包东奔西走，废寝忘食。
渐渐地，一个在轰轰烈烈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在她的脑海里形成。他就是曾经创造出一天砌三万块砖纪录的马泰乌什·比尔库特。当年到处可见他的巨幅画像，他那高大的形象激起过艺术家们的灵感、他的大理石雕像在第二次全国造型艺术展览会上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杰作，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的画像连同那座大理石像都不见了。
阿格涅什卡带了摄影师、录音师在华沙国立博物馆找到了这个“大理石人”，并施了个小小的计策偷拍了下来。随后，她在电影制片厂找到了有关“大理石人”的记录片。
纪录片《一个城市的诞生》和《他们在为我们造福》是著名导演布尔斯基早期的作品，《一个城市的诞生》描写了诺瓦胡塔联合工厂前期建筑工地上的情景，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是艰苦的。影片里的比尔库特只是个腼腆的小伙子，刚从莱特赫农村出来不久。那时伙食很差，一个小个子青年维泰克为此同党支书约德拉争吵，比尔库特把维泰克劝开。许多工人因为伙食太差把小鱼扔到工长身上。《他们在为我们造福》一片着重拍摄了比尔库特砌三万块砖的劳动表演和接受荣誉的情景，后来，他和新婚妻子汉卡搬进了漂亮的公寓。
除此，阿格涅什卡还看到一段没有编进影片的资料，有比尔库特的巨幅画像从大建筑物上被取下来的镜头。看了这些影片和资料，她更加关注比尔库特的命运。几经周折，她找到了刚出国回来，又要去国外开会的导演布尔斯基。布尔斯基百忙中同她谈了这段往事。
二十四年前，布尔斯基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求功心切，但成功的影片却一部也没有，就连《一个城市的诞生》也因为“太阴暗”而没能放映。后来，同行们的动向使他开了窍。他又提着摄影机来到诺瓦胡塔工地。他建议党支书约德拉，给即将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来点吸引人的献礼，譬如有个小伙子一天能砌上一万块砖。约德拉有些不以为然。到底导演的思路与众不同，他想起了一人砌砖两人配合的“三人工作制”，他说：“给泥瓦工配备上三个、四个、十个、二十个助手，让全工地都给他搬砖。我呢，端起摄影机来一，这就成功啦！”这话，对约德拉不无启发，他是位颇有组织才能的基层干部，当天就商定让比尔库特试试。
比尔库特听了布尔斯基一行的设想，倒也并不惊奇，表示可以试一试。等人们走后，他叫醒了维泰克。两人商量，这件事得要五个人配合。可维泰克认为“砌他妈的一大堆砖”找那五个人不容易。比尔库特说服伙伴，让他们来砌。他的理由当然不是喜欢拍电影，而是为了证明他们在两个星期内可以盖一幢房子，到时可以得到一套新住宅。
第二天开始，比尔库特受到优待，吃的是美味的浓汤、红肠、火腿，这一切都由约德拉亲自张罗。临到拍片，导演还要他们几个刮刮胡子。比尔库特对这一套非常恼火。
这一天，约德拉已在现场组织了参观团和乐队。广播电台已预先向全国广播了比尔库特“一天砌两万八千块砖的惊人创举”。同时现场上还有个特殊人物，他叫米哈拉克，是保安处的秘密警察。约德拉宣布表演开始，随着乐队奏起，导演的镜头对准了比尔库特。比尔库特微笑着，脱下安全帽，在胸前划十字。导演反感地喊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停，重新开始！”
乐曲声中，砖头一块块砌起来，黑板上的数字在增加。四个小时过去了，已经砌了一万三千九百二十八块砖。灼人的太阳使人们难以忍受，乐队提不起劲，约德拉还得给他们说好话。导演汗流满面，却想着替比尔库特擦汗。他怕拍出的画面太狼狈。而比尔库特嫌他碍手碍脚，把他推开。导演要给比尔库特来个特写镜头：“笑一笑”，可他哪里笑得出，干脆瞪了一眼。维泰克递砖，其他三人负责运砖和勾缝，他们五个人已经累得顾不上拍电影的事了。到第七个钟头，已经砌了两万三千二百一十块砖。比尔库特贪婪地喝了几口水，又像一架机器那样干起来。约德拉紧张地叮嘱他“再加把劲”。布尔斯基早已呆在一边，喃喃自语道：“怕是太过分了。”
时间到了，黑板上的记数是：三万五百零九块砖。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可比尔库特的手痛得不能握手接受人们的祝贺。影片中那组他高举鲜花向祝贺的人们致谢的镜头是后来补拍的。当时的他感到幸福而疲惫，只是抱着一块砖，说：“我把这块砖保存起来，我要把它保存一辈子，留作纪念！”
“我从资料片里看到他的画像被取下来了，这是为什么？”阿格涅什卡听完导演的回忆，问道。布尔斯基后来因为忙别的事，好久没见到比尔库特，不怎么知道详情，便介绍姑娘去找米哈拉克，他现在仍然是保安处的人员，公开身份是一家夜总会的经理。他给姑娘回忆：比尔库特后来提升为工程质量检验员，工作、生活都很不错。可有一次，他和维泰克一同到外地表演砌砖时，他的手被一块烧热的砖头烫伤了，奉命暗中保卫比尔库特的米哈拉克把他送到医院。为此，米哈拉克作了现场调查，但一无所获。后来，他联想到维泰克平时对领导很不尊重；再说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曾被关进法国集中营，那里面的人很可能被敌人收买当特务；况且他是递砖的，怎么能事先不感到烫手？于是他怀疑那块热砖头是维泰克捣的鬼。
不久，维泰克被关了起来。比尔库特为他奔走伸冤，却毫无结果。最后，比尔库特决定上华沙。他的妻子汉卡正怀孕，但还是送丈夫上路，特地做了丈夫喜欢吃的李子蛋糕让他带上。开车前，米哈拉克赶来，向比尔库特提出忠告：“这件事你千万别插手，不然你会毁了自己的。”
可耿直而固执的比尔库特深知他的朋友是个好人，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华沙之行照样令人失望，他只好凭自己的力量去斗争，向人们揭露这个秘密。可他身后总跟着那个米哈拉克，不让他有演讲的机会。不久，他的巨幅画像消失了，他的家从漂亮的公寓迁到一间小木板房，而这时汉卡临产了。比尔库特的处境十分困难。这时，米哈拉克又来劝他和维泰克划清界线，还给他透风，已经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可这吓唬不了他，他的历史是清白的。米哈拉克提醒他，两年前他曾把一条鱼扔到工长头上。比尔库特一听还有什么好说的，一条鱼都能构成历史问题，那就有一千条理由说维泰克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几天后，比尔库特雇了一个吉卜赛小乐队，租了两辆马车，在小酒店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通。他已经没钱付帐，便把那只部长送的怀表作了抵押。随后，他带乐队坐上马车，奏着《泥瓦工圆舞曲》在城里转了一圈。最后，马车停在保安处门前。他打发走了乐队和马车，从一只纸盒里取出一块用粉红绸带扎的砖，这就是他那次表演时保存起来的纪念品。他把这块“纪念品”扔向保安处的玻璃大门，玻璃碎了。他才舒了一口气，“行了，这笔帐算是清了！”然后，走进保安处投案。
由于米哈拉克的身份，决定他不可能讲出全部真情。不过，他向阿格涅什卡提供了两条线索：一、维泰克早已恢复名誉，现任炼钢厂厂长。二、维泰克和比尔库特等人受审的情况，曾拍过新闻片，一直没有公开放映，在电影厂可以找到。
阿格涅什卡果然在电影厂找到了米哈拉克说的新闻片。在影片里，法官宣布维泰克等四人是一个叫作“跳板集团”的反革命组织成员，罪行是“阻挠祖国的建设”。被押的比尔库特出庭作证。比尔库特承认，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名为“吉卜赛乐队”的恐怖主义小集团，并与维泰克犯有同谋罪。比尔库特脱去上衣给人们看他身上的伤痕，说明他为什么按照别人的要求招供，可立即遭到押解人员的阻止。维泰克微笑着站起来喊道，“好样的！比尔库特，你真行！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也收回我的假供词，收回全部假供词！全部！”
这时，影片上有一只手遮住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就在这次审讯后，维泰克被宣布无罪释放，而比尔库特被继续关着。
访问维泰克之后，阿格涅什卡才知道比尔库特直到1956年10月哥穆尔卡上台后才被释放。他回来那天，维泰克、约德拉，还有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到火车站迎接他。工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会后，他急着去找自己的旧居，小木板房仍在，可人去屋空。维泰克安慰他，“把她忘掉吧。”并告诉他，这里的人们等待着他，将会选举他。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原来，汉卡由于当初被迫与丈夫划清界限，心里感到内疚而远走他乡，在山区一个小镇的饭店当服务员。比尔库特终于找到了她，可她说，“你是大理石雕像，而我是个无耻的小人，这些已经无法改变了。”他们分手了。后来，汉卡与饭店经理结了婚。
从此，比尔库特再也没有回到工厂，他带着儿子回到家乡莱特赫。大家几乎不知道他的消息。
阿格涅什卡又从电影厂其他资料中找到了有关比尔库特生活的片段。他带着儿子参加家乡的选举。当时莱特赫群众对政治生活已经厌倦了，不想参加普选。比尔库特带动他们参加投票，因为他认为应当参加选举，这是公民的权利。
拍片的期限快到了，阿格涅什卡把素材整理了送审。结果，领导不满意，电视台不再为她提供胶片，只限她搞后期制作。她心情消沉地回家。她的父亲鼓励她去找比尔库特。让影片有个结束。
阿格涅什卡打听到，比尔库特带着他的儿子去了格丹斯克列宁造船厂。一个清晨，姑娘等在造船厂门口，在上班的人群中看见一个青年，很像青年时代的比尔库特，只是多了一副眼镜，穿的是“牛仔”式工装。她猜想一定是比尔库特的儿子托姆丘克，便上前询问。托姆丘克告诉她，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阿格涅什卡捧着一束鲜花到公墓去寻找比尔库特的坟墓，可没有找到他的墓碑，她只好把鲜花放在公墓木栅上，怅然离去了。
她向托姆丘克倾诉了自己的苦恼。托姆丘克为她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他们结下了诚挚的友情。托姆丘克答应同她一起去华沙，帮助她完成这部关于“大理石人”的影片。
转自
中国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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