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及其前因后果 :: 只能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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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马巴夫《万籁俱寂》

lance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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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四十二岁,已经拍了将近十七部电影的伊朗导演慕森'马克马巴夫(Mohsen Makhmalaf)在去年的威尼斯影展首映了他的最新电影《万籁俱寂》(Le Silence; Sokhout),这是他继《无知时刻》(A Moment of Innocence, '96)以及《编织爱情的草原》(Gabbeh,'96)之後的最新作品,被Film Comment的影评人Harlan Kennedy誉为是影展中最卓越的影片。这次马克马巴夫的拍摄对象是一个失明的小男生,他的工作是在乐器行当调音师,以及创作自己的音乐。马克马巴夫一贯的创作态度就是在「生活中创造艺术」:我认为艺术的影响力在於个体身上,而其影响效应则在於社会。它藉由改变观影者对事物的展望而产生影响力。当某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改变了,他的举止就会跟著改变。」,其探触了个体内里深层的精神性,马克马巴夫再次表现出那种电影最迷人的原始特质。

  17岁时因袭击警察而遭到逮捕的马克马巴夫,在监狱关了七年之後,他对政治革命的理想完全幻灭,继而,他相信真正的武器应该是艺术,尤其是电影──在《电影万岁》拍摄时,当年他刺伤的警察竟然也在一堆试镜的人群当中,随後,马克马巴夫以他们俩人的故事,重新拍了《无知时刻》(警察在片中跟马克马巴夫抱怨:你毁了我的一生),在接受访谈时,他说:在几千个试镜者里,当年的警察就在其中,自从我对政治失望透顶,我再也不需要他手上的武器。现在他需要我的,就是电影。

    伊朗电影充满了对生命的喜气和希望

  首先我们先把焦点放到伊朗电影史的综观和拍片人的处境,然後再回到他的新片《万籁俱寂》,而马克马巴夫的观察报告和他的创作态度,就某部份来说,也是台湾电影面临破产期最好的思考原点。

  在1996年当他的两部新片在国外的影展放映时,马克马巴夫接受了「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请参看:http://www.wsws.org/index.shtml】记者David Walsh的专访。他十分详细的分析了伊朗电影的变迁,以及这类写实风格的艺术电影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中著根并找到观众,他说:

  「在任何针对有关伊朗电影所作的讨论当中,必须在心态上保有两个重点。首先是在伊朗革命之前的那两年,伊朗电影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入侵而凋零。当革命成功後,好莱坞电影被堵住了,因而伊朗电影没有了对手。所以我们又回到一年拍70部电影的状态。但这就像在温室里养花一样,好莱坞的商业暴风会将任何独立自主的植物连根拔起。因此,我们得保有温室的环境,好让狂风暴雨不至於摧毁花卉。举例来讲,像埃及电影,过去一年会拍出150部电影,自从好莱坞取而代之後,一年顶多拍10到15部电影。或是巴西,有十五亿人口,但一年拍出五部电影来。每年的世界电影有一千部由印度出品,但毫无价值。有七百部来自好莱坞,而剩余的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一年制造出约四到八百部神似好莱坞的电影,独立制片的拍片人若没有支援的组织架构,根本无地著根。

  「当好莱坞电影被堵住,伊朗的人民没有选择,就只能观看非好莱坞电影。其结果是观众的品味改变了。人们现在对艺术性的影片表现出很强的热忱度。举例来说,像我的《电影万岁》,要是二十年前在伊朗放映的话,大概只有2000个观众,而且他们会砸了戏院。现在,在伊朗有一百万人看过这部电影,是去年最成功的三部影片之一:一部是商业片,其他两部是艺术性的作品。」

  但为何伊朗电影总是偏向写实风格,而且其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喜气和希望呢?他说:「当然,伊朗电影拥有一些些特殊属性。其中之一就是更投注焦点在现实上。那是因为,比起其他任何事物,那是生活在变迁,它紧随之移动。要是哪个人只偏爱他自己的心智状态,特别是那种高度的菁英论的话,那个人不可避免地就会偏向悲观和黑暗面。为何有三四十年全世界的艺术电影都这样的晦暗呢?伊朗电影可以和义大利的新写实电影作一类比,但得除去这类影片当中的晦暗阴沈。

  「或许这是因为生命越是和危险对决,它就越显露出它的真正特质。像是某个住在欧洲的人,那一切就简单的多了,他无须费上那 多工夫在於生命本身。相较之下,要是他存活在那个生命充满了危险的所在,像是战争、地震、大洪水或是内战的话,那那个人珍爱生命的样子就好像某个被拨开了的石榴,他会试图去挽救每一颗果肉里的种子。

  「伊朗电影是非常写实的电影,它礼赞生命,充满了希望。这是我从一个印度乞丐身上学到的真知。五年前我去孟买,坐计程车经过了一个有一百万人居住的大社群。接近傍晚的时分,它们全部的人都在跳舞。他们没有得体的衣服穿,他们也没有得体的窝,日日夜夜,猫狗人全住在一块。我以为是宗教节庆所以每个人都翩然起舞,第二天,我发现还是老样子,第三天也是。於是我问他们,你们为了什 又唱歌又跳舞的?他们无法直接地或是很有哲理的回答我。有人可能会从他们的答案中推出结论,那就是:对他们而言,生命不意味著是一栋房子,生命部意味著是有很多的面包吃,有很多的衣服穿,生命就是信仰生命本身。有些时候,我看见住在欧洲的人们雍容华贵,生活优渥,但已经遗忘了生命的中心意义。他们认为生命的工具远比生命本身来的重要。

人人需要面包以及快活的梦想

  「要是带领这在印度的一百万人到达社会主义的领地,对他们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纵然我认为印度电影相当糟,但对印度电影来讲,有件事实却不容轻视,而那就是它那种对生命的雀跃,以及为生命而翩然起舞。所有印度电影的结尾都是大圆满收场,不管之前或其中充满了灾难,乞丐们进入戏院享受一个半小时的快乐的梦想,要是悲剧到最後没有大圆满收场,那就会让他们无法忍受。在生活上,他们被孤立,但要是他们进入戏院而电影银幕告诉他们生命就是如此这般,那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首先他们会要求:给我钱买面包吃。然後他们会要求:给我钱去买电影票。因为他们需要面包以及快活的梦想。」

  随後当记者问到拍片人、政府当局的审查制度,以及多年来伊朗电影已在国际受到瞩目,而几乎每年大大小小影展至少会有一部伊朗电影身列其中,这在其国内或国际上所造成的影响时,他说:「最严重的课题出在让人无法忍受的检查制度上。其次,是影评人的荒谬悖理。不是所有的影评人,而是大多数的影评人。第三,是伊朗电影历经三次运动。有三百个电影团体,以及三股拍片团体。

  第一个团体是拿政府的钱拍宗教宣传片,他们极尽所能要让政府觉得不该支持其他类型的电影。第二股团体试图跟随好莱坞屁股亦步亦趋,他们的资金来自私人投资。他们攻击人们已然发展养成的、不再是过去式的品味。很少人去看第一类团体所拍的影片,要是重艺术性的团体消失了,那第二类团体就会取而代之。重艺术的团体,不顾一切困难,对伊朗观众已经有一定的尊荣。十年前,没人会放映一部伊朗人拍的电影,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好多事。约2500个影展已经放映过我们至少一部以上的影片。我们已经得到超过250以上的国际影展奖项。除了十到十五部电影,也许我们当中已经有三个导演有点名气。但十到十五个导演还是工作上困难重重。现在这些人的问题同时出现在制片以及审查制度上,要是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的话,再过个几年或许就看不到伊朗电影了。最後,名气比较大的两三个将会离开伊朗,到别的国家拍片。但这不再是所谓的伊朗电影,而成了这是我的电影 这是一部阿巴斯电影。这样可惨的很。

  「然而,现在伊朗电影已经让世界所有人看到了伊朗人的模样。美国已经很难再把整个国度的人再当成所谓的恐怖份子。伊朗电影试图说出伊朗人民其实是非常温暖而充满诗意的。让我举个例子来讲吧。我受邀出席美国地球影展(Telluride),影展单位得将我的影片上面挂上法文名字,这样才能进得了美国。然後美国方面又不给我签证,因为我是一个伊朗人。另一方面,伊朗政府也不准我将我的影片拿到国外去放,因为我一向被指控太过西化,是一个崇洋媚外者。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的难题。要是我们拍了一部对现今局面有所批评的影片,过分崇尚伊朗的人会说:你在修辱我们。而政府就说:别把伊朗拍成那副德行。要是你拍了一部赞美伊朗的影片,这些伊朗人会说,里面有鬼。而相对的阵营会说:你被政府收拢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他们全要你如他们所想的人,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身为一个伊朗人又要持独立自主,实在是一步登天的事。当一个拍片人要又独立自主,简直雪上加霜。还活著而且还要存活下来就更不必说了。但是生命仍然继续下去,生生不息。」

穿过黑暗镜子的瞎眼男孩

  即使拍片环境困难重重,马克马巴夫仍旧精神抖擞,在现实上不曾踏空的去拍摄议题政治化讨俏却又自认是批评社会的、「充满怨气」或者「象徵」的电影,反而相对的从小人物(谁不是呢?)或是一个部族的传奇为其焦点,不事前编写导演自以为高竿的剧本,完全从生活中找来的非职业演员来,再重新组织架构,编织出其自然而神奇的魔毯。像《编织爱情的草原》完全就是现场取材拍摄,跟随这个已然是少数的游牧民族一同移动,然後,再经过他精心的剪辑,在粗质原始里却充满了美妙的结构(对拍片人,「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得用一笔很大的预算来拍部电影的想法丢到一旁去。没有人会以文化之名给拍片人一大笔银子。他们给一大笔钱好赚回更大一笔钱。因此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投注心力找一笔小的资金。其次就是把四十人工作队的想法丢到一旁,就用五六个人来拍部影片。我拍《编织爱情的草原》时,包括司机和厨师,共八个人。若是我不用这种模式拍片,我根本不可能在十四年当中完成了十四部电影。三四年前我在伊朗碰到了荷索,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正在找寻拍下一部电影的资金。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已经完成了三部电影,而他新片的资金仍然下落不明。」)。

  他的新片《万籁俱寂》基本上也在这个美学底下运作,只是这次他趋向一种更精省、更靠近角色的脸谱和漂移的形影,其中的重要元素更落放在音乐上,及其所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充满了诗想像的空间。其拍摄地点在伊朗某个女性不需要带面纱,时间的概念蜿蜒绵长的地点,Tadjikistan,描写一个穷苦人家的瞎子小男孩如何穿过黑暗的镜子,从音乐上找到精神上的自我,这个声音国度当中,音乐一部份来自现实,一部份则来自想像。所以这个乐器的调音师,其脑子里听见的不仅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更重叠共鸣著他周遭环境的任何会发出声响的乐器上。根据影评人Harlan Kennedy说法,这是一部「就像镜子,分碎成马赛克的片片段。

  从巴拉赞诺夫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能像他一样,以片片段断的组构表现出如此美丽而充满了想像力的说故事能力。其景观逐步建筑在破裂,近乎抽象的细节上。」像是一系列发辫、嘴巴或是下巴的特写,紧连的是一连串眼睛的画面。在铃鼓的背後一张婀娜多姿舞动的脸的轮廓侧影,金属鼓槌敲打在铜鼓上。「本片非常迷人的驱动观赏者进入一个全新的、充满创造力的认知领域。那已然分散的事物不断的让人想以我们各自的想像力,将其唤回拼组。而同时,马克马巴夫珠玉纷呈、雕花精工的风格──让我们一同听见并且看见男孩自身充满挫伤的感受,那种被夺去用眼睛看见全景的能力──创造出一个达到神圣端点的世界。但那是没有宗教禁制的圣洁,特别是来自充满充满宗教禁令的伊朗,以一种迂回的路径,成了另一种神迹。」(「片中有一场戏被有关当局删掉了。事实上,电检问题在很多东方国家一直存在著。当然自从伊朗的新总统上台之後,情况有了比较好的改善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审查制度依旧存在。音乐,当然啦,在革命之後运气就好多了。在革命之前,宗教虔诚人士视音乐为禁忌。这个观念主要是根植於文化上的,远超过於政治层面。我祖母老是说音乐是恶魔之声,不管是谁听了都会下地狱,她要我过街时把耳
朵盖起来,以免下地狱。」)

  所以当「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的记者最後询问到:「你说电影反应现实……在生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上,艺术家的直觉洞察和诗意的想像力扮演著怎 样的角色呢?」之时,马克马巴夫以不疾不徐的腔调回答了他;「若是我们以非常浅薄的目光看待现实,那并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因为艺术起始於个体的内在深处,纵使它充满了社会性的目的。根本不可能有哪个人可以对他人说;我所说得就是绝对真理。这好像当我说这只杯子的时候,不管怎样,这只杯子形成了我的观点,从你的观点看来,可能又是其他的东西。因此,当我们提及写实主义,就在同时,我们仍然在谈论超现实主义。就算以写实立场,也不存在每个人都会同意的真理。谈论现实,我们其实应该正是谈有关对真实的相信。事实上,当我们正在谈论写实的当儿,实际上我们处於介於现象论的现实和我的心智状态的路途上。举个例子来说吧,《电影万岁》记录下真实发生的事件。我坐在试镜桌的背後指挥,这样我就可以将现实和我自己的想法相互交错编织起来。在《编织爱情的草原》,我写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试图使它看起来像是个纪录片,我的影片拍摄介於纪录片和叙事上的虚构之间,真理和观点之间,政治和诗之间的某个地方。」

    注:请参看<马克马巴夫与加胥盖族的魔毯编织大法:伊朗当代民族经典《编织爱情的草原》>,
郑立明作,刊於《电影欣赏》93期,1998五、六月号, P92-99

转自 银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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