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CK
1991年，一个以健康研究为名的搜捕行动在北京同性恋圈中展开，执行者是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50多名同性恋者被捉拿，审问，采血，问卷调查。这起被“第六代导演”张元称为“荒唐透顶”的事件促成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的问世。
张元最初的设想是要拍一部类似以往作品的纪实电影，对同性恋群落的原生状态作一次全景式的描绘。这个意图也体现在片名上面：北京同性恋者的语汇中，“东宫”、“西宫”指的是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这个题目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同性恋亚文化的“公厕特性”。然而，作家王小波参与编剧后，全景图变成了“二人转”：警察与同性恋者，审问和坦白，较量和交流。观察的探针不只触到社会层面，更深入人物的心理层面。
北京，某公园（可能是“东宫”或者“西宫”），夜。这个公园是同性恋幽会的场所。公园派出所的警察小史在值夜班无聊寂寞时，就要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审一审，让他们交待自己的“活动”，以此消闲解闷。那个晚上他似乎是有意地逮住了阿兰，而阿兰也似乎期待着被捕。事情过去很久后，阿兰寄给小史一本书，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爱人”。小史翻开书来，陷入回忆。书里的故事和那个晚上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这些故事里有阿兰的母亲；有中学班上的漂亮女同学“公共汽车”（就是谁爱上谁上的意思）；还有一个古代的女贼，被衙役用锁链扣住了脖子和双手，在漫天飞雪中踉踉跄跄地行走。阿兰也叙述了他的同性恋生活的几个片段，那都是些屈辱的或者说犯贱的经历。小史对阿兰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你丫就是贱。没有想到，阿兰对这样的评价也泰然处之。他承认自己“贱”。
讲故事的娓娓而谈，不时反客为主地挑逗审讯者；听故事的时而和善，时而暴戾。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双方处于微妙的胶着状态。这场心理战像充满了性寓意的双人探戈舞一样不断地改变步伐方向，调整主从关系。不知不觉地，警察（国家机器的一零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的绝对权威被一个同性恋作家以柔情颠覆了。警察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境地：他唯一能够维持权威的手段就是施虐，殊不知这对阿兰来说是正中下怀——施虐的一方无意中扮演了受虐者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原先处于弱势的一方占据了心理战的支配地位。在电影的末尾，小史对阿兰无计可施，只得使用暴力，但是阿兰在经受侮辱之后反而活像个胜利者，而小史却满脸困惑，这实在具有反讽的效果。
女贼被逮走了。“公共汽车”被逮走了。阿兰被小史逮走了。阿兰觉得“公共汽车”是因为她的美丽、温婉和顺从才被逮走的。因此，在他的心目里，被逮走就成了美丽、温婉和顺从的同义语。最大的美丽就是供羞辱，供摧残。爱情应当受惩罚，全无惩罚，就不是爱情了。阿兰坦白说：“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Ｓ／Ｍ（虐待／被虐待）是爱情的唯一形式。既然淫虐不能避免，贱名不可摆脱，那么就把淫虐当做爱情吧。一方面，Ｓ／Ｍ机制遵从支配／屈服二分法的规则，以痛苦为爱，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对立体；另一方面，虐待与被虐待的两个角色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合作关系，从这点来看，他们的地位又是平等的。小史对阿兰及其作品的回忆和阅读，表明对他们的关系的确认。
性别政治中的权力矛盾是社会政治在私人生活中的反映。福柯在《性史·性反常的根植》里认为，权力机构和公众心理二者具有串通一气的针对个人的窥淫癖。权力机构为了最终剿灭“性反常”（同性恋），首先需要将它暴露，这通过对个人的提审得以实现。听者（权威的持有者）和坦白者在审讯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了性兴奋。小史在审问阿兰时喜欢透过镜子、屏风、蚊帐，从背后、窗外等隐秘处观察阿兰，明显具有观淫的意味。而在阿兰的回忆中，所有曾经与阿兰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与小史都是由同一位演员扮演的，小史成为阿兰幻想中的情人，这体现了弱势者对权力的反控制。
阿兰的回忆和幻想被嵌入小史的倒叙的框架中，另一段与此平行的故事——女贼和衙役的情节，即小史正在阅读的阿兰的小说中的故事，在银幕上表现为昆曲的形式。这种多层的叙事结构十分接近另一部涉及同性恋、权力政治的作品——普易格的《蜘蛛女之吻》。女贼和衙役是阿兰和小史的影射，而《蜘蛛女之吻》里男主角讲述的几个电影故事无一不是有关现实的暗示。不同的是，在蜘蛛女的诡谲意象里面，是质朴的人道主义，《东宫西宫》则有着更多的反讽语调——讽刺的前提是与实际拉开距离，昆曲程式的虚拟性使这点成为可能。女贼和衙役在雪地里行走，画外的唱腔却是描写春光的《游园·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另外，女扮男装的衙役和被迫男扮女装的阿兰也形成了讽刺的对比——易装对于性别和权力关系的扭曲、颠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张元过去的作品往往被评为“题材上的争议性远远超过其艺术上的成就”，《东宫西宫》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剧本的文学素质。
1997年4月，编剧王小波猝逝。5月，第50届戛纳电影节邀请《东宫西宫》参展。张元因护照被扣留而无法参加。当时影片已经偷运出中国，电影节组织者坚持如期映出影片，并为张元留出贵宾席位。作为报复，中国方面撤销了张艺谋的参展片《有话好好说》。
“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这句坦白可谓意味深长。张元说：“电影就是公众，是朗读性的东西。列宁、斯大林认为电影是具有颠覆性的东西。中国对电影的控制这么强，也是这个原因。”之所以选择同性恋的题材，是因为“同性恋本身在道义上是模糊的，与强奸、抢劫等不同，这有利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力量）转换的完成。”张元认为，少数、边缘族群的生活清晰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动态。
中国没有任何有关同性恋的法律。同性恋在中国并不犯法。中国也没有电影审查法。对独立制片有管理条例，但并不禁止。
“1998年2月初，“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会前，张元把一套《东宫西宫》的拷贝捐献给香港的一个同性恋组织，该片在香港上映，为98香港华人同志大会捐款。从柏林的LOVE PARADE、RAVE PARTY之中的同性、性别选择主题，到香港“同志”电影节，以及世界上更多国家对这种性别取向的日益宽容的态度，异性恋者，或所谓的“正常人”真的应该反思一下，究竟是否有必要将这种社会现象视为洪水猛兽。
1998年2月底，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解禁令，恢复张元参加国内影视片单位摄制影视作品的资格。也许这是真正的解冻；也许，就像《东宫西宫》里那样，警察的脸色和缓了一些，他甚至友好地递给阿兰一枝烟……但是，阿兰，别高兴得太早，警察只是让你尝尝甜头，他很快会把香烟夺回去的，你们俩的“探戈舞”很有可能还得继续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