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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主题。每个人都不同，——又相同。
影片《东宫西宫》中，同性恋者阿兰自始至终坚信自己的立场，并在一夜的激情诉说中，最大可能地感染着他人，力求征得一定的理解，甚至在任何可能的情境里寻找不可能的理想对象。但是，这种生命主题的独立伸张及求得可能平等的机缘是有限的，其中更有难以逾越的重重阻隔。
很显然，《东宫西宫》拍的不是同性恋，也不是个体/家国的矛盾对抗与冲撞。它的视角恰恰伦理化地对准了绝对的爱，独立的情感，自由个体生命的感觉。
阿兰的同性恋身份，作为生命中情感方式之一种，极具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主观的性情印记表现在阿兰的情感世界里：爱才是惟一，爱才会自由，毋论其为同性抑或异性间的；甚至只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才可能趋于平等，求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与认同。理所当然地，阿兰把作为警察身份的小史视同为想像中的同类，投递情感又自投罗网。这种惯向的思维定势使阿兰一相情愿地暗恋着，继而又付出在小史看来已不可理喻的“贱”的代价。相反地，阿兰可以接受“我是贱的”，但绝不允许别人说“我的爱是贱的”，他信誓旦旦以为的“不管你是谁，你都无法阻止他爱谁，包括你”，能够给他带来理想中的同一，融合，哪怕只有自身才能体味的爱的感觉。所以，阿兰不可能出现《过年回家》中陶兰对陈洁张口闭口“是，队长”的惟命是从和被规训后的木讷，机械；即使他被小史歇斯底里的“蹲下”的喝令所斥责，所形式地压制，但他只是桀骜不逊地安然地“蹲下”，却仍是滔滔不绝地张扬他的“贱”论，甚至显得有些诗化。
小史，一个警察，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他的凌驾于思想之上的大盖帽和盔甲一样生硬的制服，很传统地阻隔了他对现世人情的审视，也使他人模式化地远离了他；他的生命之中的波澜、痛楚从而也同样被人漠视，少了一些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注。无疑，小史内心世界的匮乏正被日常维持秩序的公务之劳所暂时充斥着，租赁着。
不然，他不会带回阿兰。
这一审讯在法理上的不成立，正为影片中人物思想上的趋同、理解上的可能、平等上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顺然的契机。事实上，后来被导演改着便服的小史也正是在理性上的排斥和感性上的接纳，双重人格的扭曲挣扎中，迷雾般地展示着他的渴求知人与被知的本性，从而也为二者之间本原上的平等理解提供了人性化的依据。可是，小史毕竟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他不得不言不由衷地一再用“贱”、“有病”之类的语词去搪塞，去遮掩，最终使那堵本该坍塌的阻隔之墙时隐时现地竖立着，阻隔着。最终，小史感性上的蛮力狠命地摧毁着理性，在雨中疯狂地拖着阿兰--去看病。那种撕扯的无奈让我们看到小史框架意识解体后的灼痛，我们的内心同等地伤痛着——“你什么都问过我了，怎么不问问自己呢？”
岂止是阿兰？岂止是小史？
影片中几处阿兰倒立的头像，让观者永远无法看清他彼时的真实面目。我敢保证，彼时倒立的阿兰也永远无法看清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谁看谁都是颠倒的，理解永远有阻隔。
令人妒忌的是，只有阿兰看清楚了他自己：
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