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 那人 那狗》剧作评析

胡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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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材

  这部影片改编自彭见明的同名小说,就电影改编而言,选材不够慎重。 
 
    缺陷主要来自原作,那就是构成小说情节与立意的基础难以让普通民众接受,它基于一种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习惯性做法,就是在许多国有行业中实行的接班制度,即:当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亲或母亲到了退休年龄,就把工作位置让给成年待业的子女,以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和户口问题(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这种做法并没有经各级立法机构确认,因而是不合法的,显然,接班制弊端很多,如导致不公平竞争,以权谋私等,是一种理该淘汰的制度。 

  我相信,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影片编导都会争辩说,像乡邮员这样辛苦的工作根本没有人想干,父亲为了保证邮路畅通,只能把班交给儿子,父子两代都为此作出了个人牺牲。 

    这种观念只会产生于高高在上的城里人,其实那是普通农村青年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农村的孩子(如影片中好学的转娃)就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与乡邮员的儿子竞争这个岗位。

    这种辩解不能使人信服,根本原因在于它混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公共领域私人化或家族化,以及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入或干涉,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需要变革,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公共领域的事物不管多么复杂艰难,也不应该用家族内部继承的方式解决。

    小说作者和影片编导是被自己认定的理由限制住了,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在影片中,父亲每到一地就向人交代,“这是我儿子”,似乎没有想到,这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的关系介绍给服务对象。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即将退休的局长带着自己刚参加工作的儿子来到各个处室,向自己的下属交代,“这是我儿子”,那该是多么令人反感的场面。 
  
    由此可见,把接班作为影片的前提,其效果可能与编导主观愿望截然不同。 
   
    如果编导意识到这种观念的陈旧,在后面的情节中是可以补救的,例如重新设计影片结局为,父亲意识到,儿子虽然可以胜任乡邮员工作,但是不合法,毅然推辞分局长的好意照顾,让儿子自己外出打工。这不一定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这样一来就是另一部电影了,但至少避免了陈腐的“接班制”对主题与人物的潜在伤害。

  冲突
  乡邮员工作当然非常重要,应该让民众有了解的机会,但以现有影片素材来看,它更适合新闻报道或短篇小说表现,未必适合改编为电影,因为很难确立基本冲突。如果没有鲜明的冲突,如何能使观众专心致志地坐在那里观看?

  以父子冲突为主线的影片并不罕见,而这部影片显然不在此列。这对父子之间固然存在差别,但对立却不鲜明,况且有限的差异也没有随着剧情展开,逐渐激化。如果把影片开头与结尾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他们甚至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这种情况在电影创作中并不多见。

  这与影片开始确立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采用“接班制”必然会影响主要冲突的设置。 儿子对父亲感情方面原本比较生疏,本来可以从这里入手,切入父子之间的感情冲突。但是,父亲为儿子解决了工作问题,让他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国家干部”,儿子还能有多大怨恨呢?

  父子两代人处事为人以及工作方法也有差异,可以构成新与旧的矛盾,但是影片没有也不可能激化矛盾。因为他们不仅是老手与新手的关系,而且是父子关系,更何况,这工作又是父亲让出来的,无论于公于私,父亲都是绝对权威,儿子甘拜下风,哪里敢目中无人?况且,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端上了铁饭碗的年轻人,其变革老规矩的愿望即使有,想必不会太强烈。

  显然,这两种冲突在一开始就被“接班制”冲淡了。再说,编导似乎在有意淡化冲突。 表现乡邮员的工作,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写常态,另一种是写突发事件。如果写突发事件,必然要安排坏人破坏、抢劫,那会变成一部犯罪片。编导似乎有意避免落入那种类型,选择了写常态。

  写常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观众。这条邮路,父亲走了多年,平安无事,编导安排父子两人走一趟,“上阵父子兵”,又会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观众心里明白,在电影中只要主人公没有生命危险,就无须为他们担忧。在现实中,乡邮员工作固然辛苦,但是在冒险片、灾难片、恐怖片中,人与自然的冲突被渲染到极致,与此相比,乡邮员翻山越岭那点儿苦就不算什么了。何况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如果观众不能为他们担忧,也就难以投入感情。 如果父子两人性格鲜明一些,独特一些,反差大一些,也能激化冲突,而他们却偏偏被设计为性格十分相近。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编导好象有意要强调他们的共同点,抹平他们的差异。

  他们被定位为普通人、好人,都愿意做好乡邮员工作,踏踏实实,通情达理,乐于助人,个性不太突出。两人没有面临精神或情感危机需要解决,观众也就没有机会感受特殊的感情经历。 两人的行为动机也不鲜明。即使有,两种动机也高度一致,就是顺利地交接班。在漫长的邮路上,父亲谆谆教导,儿子虚心学习,几乎没有形成实际的冲突,情节平淡无味。 父子之间真正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事件是给五婆念信。儿子显然与父亲有不同看法,但是顾忌父亲的权威,顺从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其实这正是可以深入开掘的冲突,因为它反映了在乡邮员的职责中,传统与现代两种观念的冲突,也就是情与法的冲突。父亲重人情,以五婆孙子的名义给她写信,并亲自念给她听,是为了安慰她。尽管完全出于好心,但显然是违法的,因为侵害了他人的通信自由,伪造他人信件。五婆是盲人,之所以相信他,完全因为他是乡邮员,因而严格地说,他是在利用职权进行欺骗。儿子不愿意继续维持这个骗局,尽管无情,却是遵纪守法的。可惜影片没有用一系列动作展开这个冲突,通过几句对话一带而过,不能引发观众深入思考。特别是儿子轻易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地位,更令观众失望。

  稍有观片经验的观众都会意识到,编导创作肯定是有感而发,当然要为这对父子设置对立面,只是没有把对立面形象化,让其直接出场。我理解,作者的用意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树立,抨击现实社会中的负面现象,暗含的批判对象是拜金主义,见利忘义,贪图安逸等等。这当然无可非议,只是这种编剧方式有些落伍。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电影编剧原则,就是正面教育法。它也许更适合于新闻报道,也常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影。因为那时电影的主要功能就是宣传教育,它宣传的内容观众早就明白,况且也不容怀疑,要求观众做的是,不厌其烦地接受灌输。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方式也该变一变了,编导已经不能强迫观众接受,而是要引导观众接受。不管作者反对什么,作为反面的一方,没有直观形象出现,正反两方不能直接展开冲突,就不可能真正使观众面对这种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观众没有亲眼看见正义战胜邪恶,也就无从取舍。因此编剧导演应该更加重视冲突,提高表现冲突的技巧,切不可把假想敌隐匿起来,让观众费心去猜。

  形象
  这部影片片名是《那山 那人 那狗》,点明了希望观众注意的三种形象。 
 
    让我们先看那山。在中国电影艺术片中,环境往往是有寓意的。像影片中这种并不险峻的山,往往代表着一道屏蔽,把农耕社会与现代化都市隔离开来。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象征,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但是都清悠秀丽,它与居住在这里的淳朴山民互相映衬,都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正所谓天人感应、浑然一体。 

    中国文人自古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退隐江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理想境界。影响所及,中国电影从30年代起,就将农村理想化,热血青年每遇世界不安宁,社会不公平,就想退回到理想境界──山清水秀的农村。以《狂流》、《春蚕》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电影开始打破这种神话,揭示了农村生活残酷一面。 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农村生活影片的一个常见意象是山里人要走出大山,到外面世界看一看。《人生》、《乡音》、《老井》、《野山》、《黄山来的姑娘》都或多或少有走出大山的意象。这表示人民不仅要走出闭塞的社会环境,也要冲破封闭的精神禁锢,寻求精神解放。

  90年代末期,社会寻求稳定、全面发展,与农村人走出山村相向而动,城里人走进山村成为电影中的意象。但是这种走进却是很肤浅的,摆脱不了旅游者的心态和视角。这部电影也未能免俗。观众希望乡邮员有别于导游,引导观众真正触摸到农村不为人知的现实,而不是歌舞升平,欢歌笑语,因为把封闭的农村看做世外桃源,是城里人为逃避现实建构出来的理想境界,并非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改革如此深入的今天,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避风港,民风古朴的山民面临的精神危机也许并不比城里人少,这是编导首先应该正视的。编导虽然带领观众进入到大山腹地,但是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精神仍然被崇山峻岭阻隔,未能深入到村民的精神世界。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长于表现女性。但是,这个长处在这部影片中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女性形象毫无风采。 

    母亲是贤妻良母的标准图解,夫为妻纲,子为母纲,看不出有什么个性。在《乡音》中被质疑的“我随你”的声音,在这里已经完全作为颂歌一般弘扬。夫妻之间,母子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女性只有一味地奉献和忍耐。而这一切又是为了突出父亲与儿子对社会作出的牺牲。 

    侗族姑娘的形象如同人们在“民族风情园”之类游乐场所常见的姑娘,穿着民族盛装,带着职业微笑,热情迎接天南海北的游客,丝毫看不出她真实的喜怒哀乐。如果她对小乡邮员真有感情的话,也需要找到独特的角度表现,简单地跳一跳舞,聊一聊天,未免太一般化。中国影片表现异族恋爱以《青春祭》为最佳,由于文化差异,苦涩多于甜蜜,这是理应正视的,与其对照,即可知差距何在。
 
    塑造人物缺乏想象力,可能是编导的致命弱点。对于艺术片而言,重点情节段落必须独创,决不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替五婆念信,显然与《红樱桃》中替阵亡将士写回信雷同。儿子背父亲过河本来可能感人,但一联想到《背起爸爸去上学》,那点儿感动也就无影无踪了。

  用画面直接表现人的主观意识流程,是这部影片的一个特点,它能够多少冲击一下比较沉闷的叙事节奏。 

    这里有一个叙事人称问题值得探讨。这部影片是用儿子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的,按照惯例,如果出现意识流式的闪回镜头,只应该表现的是儿子的主观意识,但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在儿子旁白引导下的父亲的主观意识的闪回镜头,有些内容属于儿子不太可能知道的爱情隐私,这就不太合乎情理。编导的用意观众当然能理解,无非是向观众客观地交代一些情节,但是这种客观性用在这里恰恰是不适当的,它既不符合父亲回忆的具体情境,也不符合儿子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口吻。中国电影在设计叙事人称方面随意性很大,这也许与中国语言习惯中人称概念不严格有关,因此,要求电影作者严格分清主客观因素未免过于苛刻。不过,编导能够精心设计,观众看起来就会感到更顺畅。 

  中国电影不太重视表现动物,这与一些外国电影存在很大差距。而在这部影片中,狗是很重要的角色,它还有个名字,叫老二,大概是从儿子那儿排下来的,单凭这点就可以看出它的地位非同一般,因为在影片中一家三口都没交代姓名。编导的叙事策略是把动物当做人表现,尽量使之通人性。这当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各国电影表现动物,特别是狗,其方式大同小异,都是使之人性化。这也符合这部影片的具体情境,父亲一直把它当做工作助手、排遣寂寞的伙伴,与它交谈,交流情感,甚至超过了对待妻子儿子,以此反衬出他的孤独感。大概是缺乏经验,对狗的表现也缺乏创意,它只是做了一只狗应该做的一切,缺乏个性,只有在高潮时一跃而起,叼住了被风吹走的信件,另人刮目相看。不过这种见义勇为与美国影片《面具》中金凯利的那只狗叼住面具如出一辙,不免有些令人扫兴。 

  寓意
  我把这部影片看做一篇带有怀旧风格的寓言。它讲的是权力如何平稳交接。 编导表现的是乡邮员,尽管也属国家干部,但确实是平民。但是在影片所设置的具体情境中,这对父子是占有绝对权力的。 电影中权力占有者与现实中可能存在差异并不在于他的级别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是叙述者,即是否从他的视点出发以他的观点叙述;他是否是被叙述者,即他的形象是否占据主要时空,控制着局面,支配着事件进程,表现的是否是他的业绩,渲染的是否是他的情感。毫无疑问,乡邮员父子正是这样的人。

  影片重点正是突出他占有权力的一面,其表现方式却是理想化的,而不完全是写实的。 父亲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塑造的,力求突出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的政治家抱负。他的观念与其说是平民百姓的,不如说是士大夫的。 而对接班的儿子的要求是忠孝两全,顺从权威,孝顺父亲也就等同于忠于职守,家事国事合二为一。 这对父子的信条是,为人民谋利,替人民做主,他们渴望人民的爱戴,不无自豪地接受人民的爱戴,从中感受自我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们喜欢占有权力。 

  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官吏清正廉洁,权力平稳交接,百姓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双方温良恭俭让。 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他们当前生存的社会环境远非如此。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各种阶层甚至每个个体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或欲望,只要不违法,都是正常的、合理的,现代社会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建构,即使出现一些负面效应,也只能继续推进,倒退回作者向往的传统社会是不大可能的。这部影片如果观众喜欢,也许是把它看做理想境界,弥补现实的缺憾。如果不太满足,大概是因为作者社会观念保守,艺术创新力度不够。我估计,后者会比前者多。

转自 1999年当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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