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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
（选自洛朗斯·库达特《自由，平等，狂欢！》）
跳起卡马尼奥拉舞！
大炮轰鸣万岁！
歌曲一向是为民间舞蹈伴唱的，而在革命的氛围下又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仅仅这一时期就有两千多首歌曲出现。由于社会上有一半成年人是文盲，所以歌曲就成了传播革命道理的有力工具。爱国歌曲、市民歌曲和讽刺小调传遍大街小巷。有的时候，爱国歌曲与保皇歌曲之间还会爆发唇枪舌剑的战斗。街头歌手到处可见，他们常引来成群的人同他们一起引吭高歌，通常是一些家喻户晓的老歌，只是填上了新的歌词。
人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在广场上唱，在民众集会上唱，在监狱里，剧院里，甚至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也唱。一次有个公民竟然在法庭上也唱了起来，遭到丹东一通斥责，说这简直是“唱歌狂”。他喊道：“我本人生性也有相当程度的法国式狂热，但是我要求从今以后在国民公会的法庭上发言只能说话，不许唱歌。”那几年，无论出了什么事都能编成歌来唱，国家大事、舆论的变化，甚至国民公会的法令都成了编唱歌曲的题材。那一时期展开的一切斗争，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歌曲中有所反映。
每一次民众起事老百姓都唱歌。伟大的革命“日子”，有时会以自发的狂欢为尾声，比如1789年10月5日和6日这两天，将近七千名义愤填膺的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她们冲进皇宫，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
路易十六就是在一大群狂呼劲舞开怀大笑的民众包围下押回巴黎的。
理性女神的胜利
1793年11月10日，为庆祝自由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联欢节。巴黎歌剧院的一位女演员扮演理性女神。颂歌悠扬，一队彩车徐徐驶出，车上满载鲜花、紧跟在后面的是被戏称为“长裤汉”的过激共和党人。儿童、民众团体成员和行政机构官员，他们伴送着理性女神来到大教堂外临时搭设的一座假山脚下，女神象征性地解下了缚在一个黑奴身上的枷锁。象征皇室和教会的物件被抛人黄火付之一炬，人们在黄火四周为博爱而翩翩起舞、开怀痛饮，直到东方破晓。联欢节过后，圣母院遂成为“理性殿堂”。对理性的崇拜很快便传遍法国各省，各地教堂纷纷改作俗用。
共和国二年上半年（1793年秋至1794年春）的非基督化浪潮，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掀起的。巴黎和外地各省的农村，到处举行奇形怪状、乱乱哄哄的游行。参加狂欢集会的人们，披挂着传教士的服装，扮作神父或教皇的模样，骑着驴子、猪和山羊（这些牲畜也戴着十字架、主教冠和圣经），他们就这样嘲弄教会和一切既存的权力。到处上演滑稽的哑剧，人们拿圣餐杯喝酒，他们赶着马车，车上堆着圣水钵、忏悔室、圣体盒、圣徒像、十字架。前贵族的封建徽号、木雕的百合花（君主的标志）以及外国国王或教皇的模拟像……车队过处掀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鼓噪。然后，人们把车上装载的这些非同寻常的东西胡乱卸下，扔进熊熊燃烧的火堆。大家绕着火堆或自由树跳起法拉多拉舞，狂饮“共和派的圣水”——葡萄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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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简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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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新书，但收集的文章都是早些时候写就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内容涉及面广，关注社会、人文、科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本书根据文章主题，如书名所示：法国大革命和乌托邦思想，汇集了几年中该杂志上谈论这两个主题的作品。作者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有当代的，也有近代的。
大革命和乌托邦都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为出发点的，它们同样都包含着自由、平等、狂欢以及专制、牺牲等含义，也同样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智者并不总是站在亮处，而群体的激情却时时偏离正轨。后于法国大革命和乌托邦幻想的我们，可以旁观性地发表一些冷静的看法，作出类似如下的总结。“在政治领域里进步这个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9世纪的战争本来已经比18世纪及以前历代的战争残酷得多了，而20世纪的战争较之19世纪就更加惨烈，更加血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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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印小册子的工场生意好得出奇。你都难以从门口挤到柜台前面去。所出产的二十种册子里总有十九种是鼓吹革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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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后，法国人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崇拜达到了顶峰。有人说他是“从空中抢过了闪电，从暴君手中夺过了王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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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无短裤党”的劳苦大众支持革命，开始将正义握在自己手中，而逐渐被极端分子所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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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控制时期，不让被告有辩护证人或律师。图为被告到庭受审，被手一指就判为有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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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插图画家艾伯特·罗比达（1848～1926）的这幅版画，表现了拉伯雷在16世纪时所想象的乌托邦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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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床上工作》，苏联画家、设计家、雕刻家亚历山大·杰伊涅卡（1899～1969年）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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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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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状况》，越南画家董丁生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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