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乔纳森·克拉里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必然意味着对人的自然睡眠的挤压、缩减乃至取消。按克拉里的说法，“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这组数字似乎很能反映全球性的现象，至少生活在都市里的中国人对此有足够多的亲身体验。 一、睡眠 睡眠曾被视为人类的恩物，是“疲劳者的沐浴，受伤的心灵的油膏，大自然的主菜，生命盛筵上的主要营养”(sore labour’s bath，balmof hurt m inds，great nature’ssecond course，chiefnourisher inlife’s feast)。但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乔纳森·克拉里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必然意味着对人的自然睡眠的挤压、缩减乃至取消。他将这一趋向提炼为“24/7”这个说法，所谓“24/7”，就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循环往复，无止无休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节奏与生命节奏。 如麦克白夫人所说，睡眠是“众生的一个季节”(theseasonof all natures)，然而，20世纪晚期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季节”正在不断缩短。按克拉里的说法，“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 .5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尽管存在个别区域差异，但克拉里提供的这组数字似乎很能反映全球性的现象，至少生活在都市里的中国人对此有足够多的亲身体验。 在克拉里看来，睡眠时间的减少，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不是说以前的人身子骨弱些，需要在床上偎更久，而是我们不得不睡少一点，或者说，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能再睡那么多了。那么，我们这样的意识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改变了我们的作息习惯呢？克拉里认为，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睡眠是劳动的反义词，睡了，就不能干活了，这个好理解。事实上，睡眠还是一切行动的反义词，睡了，你就不能上网了，就不能发自拍了，就不能刷微博、微信了；同样地，睡了，你就停止了消费，哪怕之前下了订单，付款也得等明早了。正如克拉里所说，“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内在决定的，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所以睡眠将永远与24/7体制的要求背道而驰。”马克思就曾指出，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是无远弗届的，是要跨过任何空间的以及时间的阻隔的。而“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些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故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它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怪胎和危机的渊薮。” 不仅在经济领域是如此。众所周知，剥夺睡眠曾是一种被普遍施用的酷刑，但科研人员正在开发让人吃了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睡觉的神经类药物，为的恰恰就是与睡眠的“内在决定”特征对抗。克拉里在书中介绍了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项目，其目标是让服用相关药物的士兵不眠不休地执行长时间的作战任务。其实，在欧美民间，各种类型的健脑药(S m artD rug)已经被广泛使用，虽然药效原理并不相同，但这些药物的共同特征是要“骗过”大脑，让它觉得自己还不需要休息，还可以工作工作再工作。写不出稿子的自由撰稿人吞下一粒，就可以通宵开夜车不喊累。增加劳动时间的客观要求是如此普遍、如此强烈，人的自然属性要么屈从，要么就会被悍然突破。 二、时间性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并没有停留在睡眠问题上，其理论核心实际上是“时间性”(tem por-ality)问题。在克拉里看来，“24/7”体制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它“否定了与蕴含节奏和周期的人类生命机理间的联系。它意味着一种任意的笔直的星期制”。这种单位式循环的繁忙感是人类晚近才有的体验，而在现代性到来前，人的生活、职业有更长的变化周期。克拉里认为，以“年”为单位的生活包含了更多变化的可能性：“‘24/365’就完全不同，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有钝感的、绵延的时间性，其间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和意料之外的事。”相反，在“24/7”体制下，“时间不再与任何长期性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甚至‘进步’或发展的幻想都被打破了。24/7的世界昼夜通明，消除了阴影，是资本主义后-历史的最后幻象……” 这让人联想起大型国际机场或24小时经营的连锁餐厅。午夜时分，走在那样的空间里，会感到一种微微震颤着的荒芜感和科幻感。明明有人偶尔从身边走过，可是，时间似乎已经停止，历史在此无所事事，光明是疲惫的，现实在做着梦。 新的“时间性”感受中潜藏着资本主义对人的新的统御方式。克拉里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空档或间歇，使得长期性的超越个人的关切和计划能进入人们的视野。”短周期的循环，使这一周高度相似于前一周，而由于每一周中似乎都被塞进了太多的事项，又使人觉得每一周似乎都不同的。相同又不同、不同又相同，是“24/7”体制成功营造出的生存效果。 全球化时代貌似价值多元，但细绎之，“24/7”体制的价值取向其实是明显的。像克拉里说的，“任何以静止或变化慢为特征的社会现象都被边缘化了，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或不可欲的”。克拉里援引了博尔坦斯基、希亚佩洛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阐述的观点，在新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受到各种力量推崇的是那些能在信息环境里持续参与、联络、交流、回应或处理事务的人……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工作与消费之间的大部分边界都已消泯。在他们连接至上的模式中，为活动而活动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总是在搞，在动，在变，这才能最受人尊崇的，相反，稳定被鄙视，它常被认为是无所作为的同义词’。” 翻转、扭曲、蠕动，乃至自噬，重点在于“不要停”。安宁、静止、空白……成了最坏的形容词。应该说，资本主义的特征一直都只是要变，至于向哪个方向变、变成什么样子，这原本不在它关心的范围里。一股蛮劲儿，左冲右突，这恰是资本主义力比多的作用方式。但最值得警惕的一点在于，如克拉里所说，“这个时代的真相是处心积虑地维持一种一直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永远在过渡中，过渡成了时代运动本身，被延宕的、被遮盖的就是革命的、断裂的可能性。 三、延伸 克拉里本人是位美术史家，他来探讨这一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问题，无疑要广泛吸收思想资源。除了前面提到的博尔坦斯基、希亚佩洛合著《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克拉里还从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斯蒂格勒的《象征性贫困：第一卷，超工业化时代》(Sym bolicM ise ry，V o l.1：T h eH yperindustrial Epoch，Pol-ity，2014；法文原著，2004)中借鉴了不少观察角度。比如，克拉里对“全天候浸泡在图像中”的新视觉灾难的批判，就无疑受到斯蒂格勒的影响。克拉里说：“大多数图像的生产和流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耗费在自我管理和自我管控上的时间”。这跟斯蒂格勒在《象征性贫困》第三章讲的非常接近。斯蒂格勒认为，在超工业化时代，注意力，是作为一种时间商品被生产出来的，消费者在这个商品网络中，既消费商品，也被商品所消费。他有一个很妙的说法，是“消费者被他所消费的东西消磨、消化、消灭，被吸血鬼化了”。最典型的体验莫过于，当你疲惫得已经做不了任何稍具创造性的事，你就打开Ipad，刷了一晚上的美剧、英剧、韩剧、日剧，在凌晨一点的时候，突觉万念俱灰：你不知道是你刷了剧，还是剧刷了你。 当然，具体说起来，克拉里的理论追溯可以做得更远。首先，不应该遗忘的就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经典论述。总体上看，“24/7”体制追求的是剥夺与蒙蔽的双重效果。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蒙蔽既是剥夺的手段，又是剥夺的结果。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循环，这种循环恰好是符合资本主义的规律的。 克拉里还应该多向意大利当代思想家保罗·维尔诺学习。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的许多表述，不但比克拉里的早，而且比克拉里的更深刻。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时间性”问题上，维尔诺指出，“对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诸众而言，劳动时间与非劳动之间缺乏本质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哪怕下班了，只要你“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还开着，你就还在打着工。你在公司的电脑上打着游戏，等着经理对你刚提交的采购方案进行批示，这时你也还在生产。你永远在消遣，永远在消费，同时，也永远在劳作了。维尔诺说：“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剩余价值首先是由不被计入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更大的算法体系里，你刷剧也是生产了，只要指向消费，一切行为就都是为资本主义做贡献了。 四、弱点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引出了有极深意味的话题，不过，克拉里的材料和论证都不免薄弱。 首先，在睡眠多寡的问题上，克拉里把睡眠的时长绝对化了。而事实上，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克拉里对人类睡眠时间缩短的总趋势并没有给出实证性的证据。感觉上，人们似乎的确睡得少了，但这是否因为人们更有条件也更懂得如何休息了呢？与通常的想法相反，一些民族志学者指出，在非洲的许多原始部落里，人们并不是天一黑就睡觉的，他们往往点着篝火聊天聊到很晚，作为休闲活动，跟我们今天看电视看到很晚并没有本质差别。 其次，在辅助性的神经药物方面，我们现在也还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哪些类型的促进作用算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生物学属性。事实上，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想方设法给自己提神，希望从疲劳、睡意中暂时解脱出来，咖啡、茶一类的饮料与减少睡眠时间的神经药物之间的分界线也是模糊的。 克拉里对睡眠时长进行辩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认定自然的就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的。然而，其实人类与自身限度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睡眠时间或许真的缩短了，但是今天的人们真比19世纪、18世纪的人们更疲沓、更酸乏、更缺少活力吗？也许，我们真的不需要睡那么多了呢。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克拉里没能看到，在我们对自身睡眠时间的调控中，尽管很少，却也孕育着解放的可能性。朗西埃在《无产者之夜》一书中就曾描写过，19世纪的劳工们，在晚上挑灯夜读，为超越自身的限制而努力。如果说，这也算“违背自然”的话，那我们要大声宣布，它“违背”得好。更进一步说，当我们真的该睡而不睡，那也要看我们不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压缩了睡眠将时间留给了哪种事业。艺术创作者都明白，没有什么时间比沉浸在创造中的时间更有价值。我们熬了一个通宵，却完成了引以为傲的作品，那这种“压缩”又算什么呢？ 人对自身生物限度的挑战不会终止，这没有值得叹惋或恼恨之处。我们要反抗的，只是那个令我们不由自主、不能自己的力量。 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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