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辛格为何会省略医学技术

张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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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七卷本《技术史》,是由前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长、英国著名科学史和医学史家查尔斯·辛格等人主编的。实上,《技术史》最初的构思为5卷本,从史前技术的发端至19世纪为止。后2卷则是在时隔20年后出版的,内容主要涉及20世纪上半叶。
作为医学史研究者,我注意到前5卷与后2卷之间的一个差别,即在20世纪部分增加了医学技术的内容。在《技术史》第一卷的前言中,主编者特意提到了“不打算将物质文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读者,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中的一个方面——事物如何被做或东西如何制造的历史。”因此将“医学的发展、建筑的发展和某些其他艺术的发展”排除在外,而且这些学科已有了“充分的论述”。一般而言,无论从知识体系上,还是从编写技术上,编者的这种解释都是具有说服力的,不过,作主编之一的以医学史研究而著名的辛格在考虑略去医疗技术的内容时,是还有其他考虑呢?

虽然目前几乎所有的科学史家和部分医学史家主张医学史是科学史的一个分支,但仍然有部分学者坚持科学史并不能囊括医学史的全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学科的建制化之初就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当乔治·萨顿雄心勃勃地建构科学史大厦之时,亨利·西格里斯却声称“医学不是,并将永远不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人们坚持要称医学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颇为有趣的是,医学史与科学史和技术史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力。尽管少有人对这种现象进一步追问,但从学科建制上存在着某平行:在大学里两个学科都有独立的教席,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学会、杂志和国际组织,并且从设立时间上看,往往是医学史领先科学史一步。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戏称为“科学史家的帝主义”与“医学史家的分离主义”之争。我们不由得猜想,或许这也是辛格等人在编撰《技术史》时省略医学技术的一个潜在原因?

《技术史》的编者在定义“技术是什么”时指出,从词源学上,技术(Technology)一词指的是系统地处理事物或对象。在英语中,是指近代(17世以来)人工构成物,被发明出来用以表示对(有用的)技艺的系统论述(《技术史》第一卷前言),但编者所应用“技术”的含义,包括如何做一件事或如何制作一样东西,并扩展到做了一件什么事或制作了一样什么东西描述,实际上包括了技艺(Art)、技能(Skill)、技巧与手艺(Craft)。若是以狭义的技术衡量,19世纪之前,医学技术基本是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外科具和制药工艺,19世纪最重要的诊断工具也不过是能观察病原体的显微镜和由两节空心木棍组合成的听诊器之类,但是以广义的技术而言,医学技术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即便在《技术史》编者们基本略去医学内容之后,《技术史》中技术与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依然清晰可见。作者在叙述古埃及人制作化妆品的油膏时,指出古埃及人认为“油是治疗身体的药物”,指出化妆品源宗教、巫术和医学的需要,讨论了与木乃伊的制作密切相关的防腐技术的发展等问题。

除了这些远古的遗事,我们真正知道的一个医学与狭义的技术携手并进、甚至成为技术推动力量的时期,该要算是化学从炼金术脱胎出来的17世纪。为了找到包治百病的神奇良,医生和炼金术士们(这两类人的界限在当时并不怎么清晰)在秘室中孜孜不倦地煮石引丹,由此得到的对许多物质化学性质的认识为近代化学铺下了最初的基石。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在这套《技术史》中也已经述及。然而在那之前和之后,医学技术与本书所记载的其他技术的关系,主要地还是一种下游产品与上游产品的关系:人们制造,人们制成物品,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关于材料和工艺、技能和诀窍的知识,代代相传,由近及远,当医者们(healers)接到其中的一些内容,他们就将它运用到自己的治疗活动中去,有时是基于对上游技术的深入了解,更多的时候全凭摸索和经验,例如早在16世纪就已经被人们用于治疗寄生虫类疾病的盛酒的锑杯。另一方面,医疗活动中的那些极具社会性的侧面,又是很难纳入纯粹的技术史叙述的范围的。从这一点来看,本书为我们展现的技术史的面貌或许正可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参考系,与国外已经出版的各种大部头的医学史相互映衬,彼补充。

实际上,任何学科之间的划分都是人为的,是一种便于叙述或研究的策略,或者说,也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在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下,后2卷的编撰思路也有所变化:一方面是编者将医学技术纳入到技术史的体系之中。一个有趣的现是,几乎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大学里的科学史与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也纷纷合并或联合,如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史研究所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史系融合组建了科学史与医学史系,英国威尔康医学史研究所融合到伦敦大学学院以及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与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史的联合等。虽然两者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希望通过学科融合来推动科学技术史教育与研究深入。从二十年后续出的本书最后两卷中,我们的确也发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这一转向。例如第七卷就有较多的篇幅留给二十世纪医疗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编者不仅讨论了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指出“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非总是有益人类”(《技术史》第VI、VII卷前言),应当避免对技术进步的盲目乐观。

上海科教出版社的这套《技术史》,体裁宏大、编撰严谨,翻编写的过程中动用了技术史各个领域的专家。在当今处处以收益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个年代,出版这样一部虽然有益于久远,但短时期显然不会带很大经济效益的巨著,出版家的魄力不可谓不大。目前国内在医学史的领域还没有哪一工具书或论著堪与这套《技术史》相比肩,望着书案上这煌煌七大卷,令人羡慕之心油然而起。

转自《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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