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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8～9月，拉奥政府着手印度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投资。印度的中产阶级开始了新的发展，而且更为印度国内外瞩目。对这个阶层的规模、消费模式的研究与争论促成了连篇累牍的文章、报告。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激发了印度人对国家前途的美好想象，中产阶级对印度经济的贡献使印度进入“辉煌印度”（shining India）时代，同时作为拥有近3亿人的消费市场，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城市印度被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称为“世界第三大国”，成为印度吸引国外资本的重要砝码。显然人们对这个阶级规模的变戏法般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欣慰是基于它作为前卫的消费者而出现的，但仿佛一夜间产生的中产阶级在印度有着很长的历史，对它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阶级的本身，以及它对印度未来的影响。

一 前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雏形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是封建割据的大帝国，以封建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军事采邑制、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世袭不变的社会分工制度和以农村村社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印度社会特有的稳定性和保守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阶层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据于上层的是独揽宗教事务的婆罗门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刹蒂利，垄断的地位满足他们的世袭奢华放纵的生活。中间阶层是吠舍，是平民和商人，但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17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种姓制度的变化，这一阶层中的一些人在沿海的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改善。构成中等阶层的还有在种姓中处于下等，但边远地区拥有土地的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的王公，他们有着很好的经济收入，但被禁锢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向上层社会努力的“天花板”。在统一程度最高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在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行政、税收和法律事务官员，这些人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有着比较高的收入。这是中产阶级的雏形。位于社会最下层的是首陀罗，是广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这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由于宗教典籍《摩奴法典》、《雅吉尼亚瓦尔索法典》等鼓吹的种姓制度的道德钳制，他们备受磨难，却也与世无争。 陆梅：《论近代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第90页。

在专制的帝国中，贵族之下的小小的“中产阶级”以俭朴作为重要的生活特征，他们不喜欢“浮华虚饰的花费”，而是按各自的职位和职业的生活水平过活，朴素又节俭。对于富人们在马哈勒（私宅）中挑动情欲的肉感、放荡不羁的欢乐和装饰过分讲究的浮华，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高级印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第559页。他们充满反感之情。由于专制统治、种姓制度、教育的垄断，印度早期的“中产阶级”成长受到严重制约，印度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要么是奢华的上层权贵，要么是赤贫的下层,没有形成现代中产阶级研究意义上的纺锤型和金字塔型。

安于现状的生活到殖民前期有了些变化，对于那些拥有土地和很好收入的边远“中产阶级”上层，他们渴望上层社会的地位和声望，而作为社会流动屏障的种姓制度的松动给他们创造了机会，南方的中下层种姓会模仿高级种姓的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摈弃原来种姓集团的习俗，这样来得到高等级的种姓的承认，通过这种“梵化”的手段，早期的“中产阶级”开始了向上流动的历程。但这仅是可能，而且需要1～2代人的不懈努力。F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4页。

二 殖民时期：催生的中产阶级

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印度中产阶级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印度中产阶级产生有以下条件：（1）18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开始，一些资本家自由商人打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在印度开设代理商行，经营对印度的进出口贸易，有一些印度人受雇担任经纪人、代理商、中间人处理英国与印度的商业居间事务，分享贸易利润。他们在与英国商人的合作中也学会了投资方式，这有助于印度经济格局的改变。（2）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中造就了中间包税商地主阶层。英国殖民者于1793年在印度进行永久的土地改革，使柴明达尔柴明达尔原来是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的王公，从17世纪开始，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田赋征收人，领取国家报酬，并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权力。成为永久的土地所有者，交纳田赋。但柴明达尔在经营不善情况下把土地转让给富有商人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中间包税地主阶层，使他们成为柴明达尔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这些农业中产阶级更看重高利贷的收益和地产的稳定，高额的地租加剧了农民的贫困。（3）伴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殖民者剥夺了印度林立的土邦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而对庞大的殖民地的治理需要职能齐全的高效政府。从1858年起，“凡女王治下的臣民，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可以参加（文官）竞争”，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同前引书，第922页。在殖民政府中出现了印度公务、事务人员，形成文官制度，到1990年印度文职人员有50万人。（4）由英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英国在印度大力发展教育，1885～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数从11000人增至23000人，这些人从学校毕业后大多数从事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 牛慧娟、洪明：《印度中产阶级成长轨迹初探》，《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陆梅：《印度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当代亚太》2002年12期。这个过程不同于米尔斯所考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商业化—工业化发展轨迹，印度中产阶级明显的依赖性和外发性。

印度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形成也与英国殖民者的刻意培养有关联，对于一个有着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充满割据政权、宗教矛盾的社会，英国政府没有像法国、荷兰殖民者那样实行过分严厉的统治，在殖民政府完成它的“破坏性使命”后，它又开始建设性的工作。印度总督麦考利表达过他们一以贯之的治理理念：“鉴于有各种各样印度人，我们要竭力在我们与千万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一个阶层，作为解说者。”他们的比较自由的政策给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提供了管理职位，传达英国人的品味、舆论、道德和理智。在印度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被英国人叫做“Baboo”的会读写英文的当地雇员， Pavank Varma: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Penguin Books India Ltd, India,1998,p7这些人成为了后来的印度中产阶级主流，也为印度成为西方式社会做尝试。

与西方中产阶级的自然孕育不同，印度中产阶级开始就不是个独立阶层，他们是殖民统治者的附属品，在精神上没有政治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又游离于印度社会。外来势力催生的中产阶级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但没有改变印度的命运。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中产阶级接受外来文化，在生活上追逐宗主国的精英，模仿他们的行为，疏远自己的同胞，尽管受着外来入侵者的支配也时常让他们对英国统治者产生敌意，但比普通印度人好得多的地位和境遇，使他们把所有的不快压抑起来，只是过自己的中产生活。“他们在自己家里喝水、在朋友处喝酒、在娼妓面前放荡、在上司鼻下谦逊。”Ibid，p11在这方面，莫逖拉尔·尼赫鲁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代表，他早年受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的教育，10岁开始学英文，尽管因为学业转换的困难，他没有从英文学校毕业，但命运同样给他机会。在高等法院的录用考试中的好成绩，让他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他不同情理解老传统，公开放弃印度习俗。在他从欧洲学习回来后，完全为西方的进步所吸引，在生活上不做宗教仪式，穿着大城市流行的西装。Ibid，p13

安于现状的中产阶级和“理智”、“道德”的英国统治者之间并非相安无事，19世纪末的民族斗争冲击着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打破殖民统治的经济结构、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呼声也日趋激烈，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也越来越认同自由、平等的观念，英国人为了减轻统治压力，制造印度人发表意见的平台。国大党这个安全阀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产生的，1885年成立的这个政党是印度上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政党，自成立后就开始就他们阶层在殖民政府中的参政人数、改善印度的公共服务和军队印度化等问题与殖民统治者磋商，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平和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努力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在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学里任职的机会增加了。

在20世纪初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中，中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发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但这个阶层长期与印度民众相脱离，使运动没有多大的声势，在1908～1918年之间的民族运动最后演化为针对英国人的恐怖活动之后渐渐偃旗息鼓。Ibid,p15

圣雄甘地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甘地是一位机敏的实用主义改革家，他认为骚乱和暴动会成为争取印度自由、结束英国统治的障碍。在英国学习过法律、能使用纯正英语（Queens English）的甘地在印度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认同穷人的生活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目的理念，主张政治改良运动，从20年代开始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甘地领导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1933年，甘地领导了文明不服从运动。有效的政治动员使甘地成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旗帜，印度中产阶级开始走上反对英国统治的道路，变成了争取国家独立的主导力量。“甘地激发起中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尤其是他把印度民族主义传播到民众中去。原来只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事情，现在成为每个印度人——富人或穷人、有学问的或没有学问的、律师、店主或农民所共同关心的事了。”SA科查内克：《印度国大党——一党民主制的动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7页。印度中产阶级第一次作为前卫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印度，扮演着自由理想的倡导者、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关心国家和公共利益，并付诸实践，而且为印度的独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印度中产阶级在民族独立中的斗争形式，充分反映了代表中产阶级的甘地和国大党的妥协性。尽管甘地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农民建立了联系,但他反对用武装斗争方式争取独立。在他们看来，英国殖民统治是可憎的，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希望摆脱英国控制，但又不希望与它切断联结，还希望在未来取得它的帮助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特别还担心武装斗争弄得不好诱发教派之间的内战或下层民众的起义,这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陆梅，同前引文。

三 独立后：脱胎而未换骨

1947年8月14日晚，印度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尼赫鲁发表讲话：“许多年前，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此时实现了……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Pavank Varma,opcit,p1但他的优雅的辞藻并没有打动全国各地欢呼的民众，因为能够领会他的意思要懂他的英文演讲，而且能够有财力拥有收音机。为什么尼赫鲁在如此有纪念意义的讲话中使用英语，而此语言总能让印度人联想起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又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外来统治者，特别是这个殖民统治还是尼赫鲁毕生反对的，这不由得让人咀嚼起印度中产阶级的特殊性来。

由于英国统治下形成的上等阶级、中产阶级与印度社会其他阶层的天堑，以及他们在民族自由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新印度政府使英国统治下的各种制度基本保持原样。在所谓的政权印度化过程中，新政府首脑搬进英国人留下的豪华官邸，为尼赫鲁严厉批评的公共服务还在延续，法院、军队几乎还是按英国的套路运行，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英语仍然作为官方语言，是中产阶级社会进阶的护身符。

除了与殖民统治割裂外，印度社会在形式上、实质上一切依旧，这不难让人们理解印度中产阶级希望从国家独立中得到什么。结束殖民统治是对一个时代画上句号，但保持赋予他们稳定地位的现有统治形式和经济结构却是不变的前景。

在走向独立的年代，中产阶级利用民主制度引导印度人民高昂的反对外国统治的热情，独立后的民主制度如昙花般的又与民众隔绝。政权把持在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受上等阶层的支配。

独立时的中产阶级数量极少，在35亿印度人中占1000万，其主要成员有政府官员、商业经理、中等水平农民、知识分子（如医生、工程师、大城市学校和高校教师、记者）等。Ibid,p26

形成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有重要的历史原因：（1）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业发展的新战略，改变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的改革使一些永佃农摆脱了柴明达尔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渴望中产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渐渐进化为农业中产阶级。（2）国家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独立后印度政府曾3次颁布工业政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中小企业是印度独立后一支重要经济力量，企业主们作为中产阶级的组成成分认同社会政治思想，促进就业消费，充当社会中间力量。（3）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印度刚独立时的著名大学有25所，先后培养学生10万左右。到1960～1961年大学增加到44所，学院增加到1542所，入学人数达557万。（4）文官队伍的扩大，1951年的《全印文官法》和1956年的《中央文官法》扩大了文官渠道。参政人数的增加和对文官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政府的腐败。

高等教育把印度的精英们联结在一起，打开他们通向中产阶级之门，也把他们与其他阶层分割。他们受到专门的教育，还有人到英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使用英语而不是本民族语言。

把中产阶级和其他阶层区分的另一个标准是收入，年收入在1200～12000卢比是进入中产阶级的金钱指标。

除了客观标准，使印度中产阶级保持一致性的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对国家的态度。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级是平和、审慎和稳定的，最好的政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不像穷人那样觊觎垂涎邻居的财产。市民拥有中等的财产会使政府变得更好，中产阶级的数量大就像压舱石那样使社会稳定。

但在1947年的印度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极小，其上是屈指可数的独断的大资本家、传统贵族，其下是数量占绝对优势却没有权势的工人、农民。

许多年来，中产阶级享受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权利和影响，那么仅仅在独立后的几年是不是就能形成亚里士多德期望的有社会道德、自我约束和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我们应该从中产阶级独立后的不同行为来分析，在敌对殖民者被驱逐后，他们需要找到理想的停泊处，实现他们的新目标。幸运的是民族独立自由运动中产生的道德和智力遗产，甘地把道德追求作为绝对终点，主张抛弃宗教偏见，鼓励印度人与穆斯林人友好共处，吸引着中产阶级。尼赫鲁按照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建设现代印度，奠定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他比甘地对穷人疾苦的同情和关心走得更远。中产阶级意识到重新建设国家和社会必须解决贫穷问题，他们信服崇拜甘地，但对甘地的回归简陋生活和返回自给自足社会的观念不能接受，增加国力、抵御外来压力的尼赫鲁的思想激发了中产阶级建设印度的激情。

甘地—尼赫鲁的遗产和自由运动中的成就给中产阶级在独立后的印度一个广阔的活动领域，这个阶段的印度中产阶级远离了他们遵奉的无情的实用主义。他们经济上要求建立工业化的印度，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未来印度完全摆脱外来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充满信心。在政府建设上，他们要求建立世俗的西方议会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缓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在思想文化上，他们极力倡导社会公正、社会均等和消灭贫困。对印度的建设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他们关注的利益不仅是自身的，也是社会的，是当时印度社会中积极上进的价值观的代表。

建设自己国家的热情和由值得尊重的领袖尼赫鲁掌权，印度中产阶级不再摇摆不定，致力于国家建设。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率先独立，印度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激发了中产阶级强烈的大国使命感，尼赫鲁曾这样阐述道:“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打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第171页。国家在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起步，工业发展，城市被有效管理。在国际上，政治不结盟给印度广阔的活动空间，印度人、印度政府在世界上获得空前的尊严和声望。1951年之后的10年中，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没有了冲突纷争，一切按部就班。蛋糕在渐渐被做大，印度进入了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好时期。

四 改革之前：内部斗争和政治参与

在英·甘地执政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一度趋向保守，表现为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向传统印度教的回归。促其改变的因素主要有：（1）中印战争的失败一定程度上挫败了中产阶级的自尊心和骄傲感。印度中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国家是如此的软弱无能，奈保罗在1962年访问印度时写道：“1962年是印度中产阶级独立后取得光荣的最后一年。”牛慧娟、洪明，同前引文。（2）尼赫鲁的逝世使中产阶级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尼赫鲁的思想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很深，甘地—尼赫鲁的精神遗产为中产阶级限定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规范，包括目标和需求，以及作为统一价值体系一部分的是非标准。长期以来中产阶级形成了一种依赖综合症，他们总是希望领导人去提供一种标准和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一切随着尼赫鲁的去世而改变，使中产阶级的原有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接近崩溃边缘。（3）印度教的影响。尼赫鲁说过：“正在抬头的中产阶级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并不会向宗教方面去追求，但是他们想要依附某些文化根源，寻找一些东西保证自己的价值，并且减少一些外国征服和统治而产生的屈辱情绪。”尼赫鲁，同前引书，第448页。但当中产阶级处于迷茫时，他们更多是从印度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依托，印度教没有统一的道德体系，强调个人利益高于社区，重点放在个人的拯救上，对印度教的信仰使中产阶级不太关心公共事务。（4）国大党上层出现的贪污对中产阶级的消极影响。英·甘地执政期间出现了党内上层的严重腐败，1971～1972年的竞选资金募集、官员及其子女的逃税等。“政治家无休止的欺诈、地方性政治不稳定的阴影和政治领域的道德的完全缺失”牛慧娟、洪明，同前引文。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印度中产阶级回到安于现状、没有欲望、没有激情的普通人生活状态，他们对国家社会的长远关怀荡然无存，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大收益成为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唯一目的。

在1990年前，传统的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精英们充分利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使他们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获得掌握权力的技能，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保持在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支配地位。受益阶层得到过多的利益，精英希望自己永远是精英，刚性僵化的体制使他们没有遇到挑战，任何其他阶层对这些权利的要求和垂涎被排挤压制，一直如此美好的现实让他们忘记了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应该作为求学和求职的标准。在孟德尔乃至辛格之前，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精英们掌管的政府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品德和效率的标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谋求特权、追逐利益的世外桃源。在以出身等先赋特征为基础的保守政治遭到品德等自致特征的挑战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产生了。

辛格在拉吉夫·甘地1989年选举失败后接任总理，因为与各利益团体的妥协，他决定实行“孟德尔报告” 。孟德尔报告是以ＢＰ孟德尔为主席的“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1977年做的一个调查报告。鉴于许多边远地区拥有一定势力的社会经济集团的下等种姓的要求，建议政府实现政治权利上（针对部分中产阶级）的公正，吸取新的公职人员，在中央政府中给下等种姓留下27%的职位。根据这个报告，许多有经济实力的边远地区的下等种姓会有机会过上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他们通过进入中央政府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独立后的印度政权一直由既得的上层和城市中产阶级把持，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安全任期，可以腐败发财。

来自下层种姓的辛格执行“孟德尔报告”，改变印度的政治规则，把政权从上中层集团中转移，打破了既得利益者心安理得的政治权利连续性，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边远地区的农村中产阶级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修订法律保护自己财富。他们分享政治利益蛋糕的举动引起了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的不安，中产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演变为争取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治风波。

脱离草根社会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很长时间混淆理论与现实，忽视了印度社会还存在的化石般的阶层差异与隔阂。把持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私利让他们震惊，由震惊变成愤怒，继而化为行动来挑战这个体系。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力量的城市大学生成为这次活动的主角，街头到处是抗议不道德政治权利的学生，许多大学生自焚、被逮捕的新闻充斥着电视和报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鼓吹社会公正的“孟德尔报告”的受益者并没有从心底彻底认同这个信念，新富新贵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穷不聊生的农民、被压迫的下等阶层照旧过着没有公正的生活。

在社会公正的外衣下，“孟德尔报告”事件是为争取政府的资源而进行的中产阶级内部斗争，倡导它的人用品德代替出生来打击获得排他权利的传统精英，他们最终得到了阶层的狭隘利益。如果说中产阶级列车上的老乘客的社会理想主义已经死亡，那么从事件的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到新乘客更是没有丁点这种意识，后者一直渴望中产阶级的地位与生活方式，一旦他们通过“社会公正”之类的脚手架得到这些，什么“社会公正”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便被抛到九霄云外，美好的目的被赤裸裸的手段取代。

因此，当印度的新老中产阶级脱下道德外衣时，独立运动中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信念被合谋击得粉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呈现在印度社会中：（1）有效的社会公正目标被有漂亮口才的犬儒主义者征服。（2）孟德尔的阶层意识变得次要，印度人真正遇到的难题是贫苦、文盲、疾病和剥削的社会问题，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紧张。

五 物质时代的中产阶级生活

失去理想的印度中产阶级不再对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孜孜以求，他们回归安逸单调的日子。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他们的物质欲望，展开了对奢华生活的不懈竞争，中产阶级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集体神经症。

80年代的农业持续增产，在农村的通电、通路促进了交通、建筑和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在过去,印度人会批量地购买散装的无牌货物,肥皂、茶叶按斤卖，布按尺量，现在他们愿意多花钱购买他们认为是质量更好的包装商品。富有的城市人对录像机、洗衣机、汽车的消费热情不减。“The poor get richer”,Economist，Vol333，Issue 7888（May，1994）, p39印度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是物质的成功，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钱消费，现在他们有钱消费，愿意购买品质好的商品，在日常耐用品的消费上他们比上一代多得多，但也跌进了拥有越多，欲望越多的沟壑。特别是在城市中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引起了城市保障的雪崩，住房、教育、交通、水电和服务等问题层出不穷。

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和安详遭到无法调和的挑战。在1984年和1994年的调查中，数据显示，自杀人数翻了一番，其中失败者是成功者的10倍；离婚率不断上升；Pavank Varma,opcit,p163心血管、哮喘、癌症等与心理压力有关的疾病变得普遍。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家庭结构到家庭成员，从老到少，从男到女。

在家庭形式上，传统的其乐融融的联合家庭让位于在市场经济中更有竞争力、适应力的核心家庭，家庭的归宿感、群体感不敌于孤寂的个人追求。为了增加收入，男人出外工作时间更长，经济独立的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则陷入了两难困境，她们羡慕她们母亲辈的家庭主妇生活，对自立、主见也心仪神往。传统社会中男人当家的观念逐渐失去依据、慢慢淡化，中产阶级家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稳定，婚姻内部更多是协商、调适，离婚是问题解决的一条出路和无奈选择。德里的法庭每天要处理20起离婚案，其他大城市也大抵如此。opcit,p164

中产阶级在竞争追逐物质利益上是“近视”的，但在应付竞争的准备上却又是“远视”的。为了长远考虑，在人口大国的印度，中产阶级开始重视起人口质量来，优生优育得到空前强调。在孩子刚学会走路、刚能数数时，父母对他们的人生计划已经开始。在学校的表现是重要的，进入好大学需要90分以上的好成绩，使孩子们在学校像父母在职场一样竞争激烈。孩子们没有尽情娱乐，没有无忧童年。在学习时，他们不去读有趣的书籍，而只是学习为了获得成绩的枯燥知识。在家中，双双工作的父母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挂着钥匙长大的孩子常常把电视作为生活保姆和社会知识的来源。消费主义时代无所不包的物质信息对孩子的耳濡目染，使身在其中的中产阶级下一代把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目的。中产阶级注重教育的价值，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在教育上拥有平等的机会。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把他们的子女送入私立英文学校，接受严格教育，他们非常看重英语的学习，认为将来孩子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优先地位。

在对政府的教育投资上，他们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促动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最终使自己受益。Ramler,Siegfried,“The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vide”,Independent School, Vol61，Issue 1（Fall，2001）, p841950年时，印度高校在校生只有174万人，到1960年达到557万人，而1970年已发展到1956万人，年增长率高达1286%。许多专家认为，这种高速增长是与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分不开的（高教开支占整个公共教育开支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15%增至60年代末的25%）。但是1970年代以后，政府调整公共教育开支结构，高教投入所占比重大幅下降，1980年降至13%，此后不断削减， 20世纪90年代末已降至8%左右。与此同时，印度高等教育却仍继续发展。1980年，印度高校注册生为3545万（同年中国为1161万）。1990年，其在校生为495万，仅次于原苏联和美国，超出中国110万。1998年，其高校在校生已达707万，仅次于美国。曲恒昌：《具有特色的印度大学附属制及其改革》，《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8期。

年轻人更有钱，而且他们需要通过购物来表达出来。整个经济的充分发展使他们接受对拥有手机和汽车的消费至上文化。拥有父辈们还在梦想的单独的住房、闪亮的汽车和时尚的笔记本电脑。新中产阶级摆脱了信奉甘地主义的前辈们的节俭，一路引吭高歌：花钱、花钱、花钱。在孟买和德里的豪华购物中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贪婪地抢购物品，从手机到家庭影院、从法国香水到珠宝。http://wwwexpressindiacom/fullstoryphp?newsid=28291。

中产阶级在物质社会的全部活动过程是刺激、鼓励无限度的消费生活，而公民社会需要养育的品德却没有得到关注。中产阶级的自私、孤独和无情在物质消费年代极度膨胀，他们追求更多物质、更高位置的工作动机，使必要的公共生活受到抑制，在社会目前失去平衡感。在个人方面，工作中占据了他们多数时间，压力又寸步不离，他们又失去了健康。有人按照国民生产总值（GDP）提出国民愉悦总值（Gross Domestic Happiness，GDH）也应该是富裕社会的重要标准，但显然，GDP对中产阶级格外优厚，而GDH却今不如昔。Pavank Varma,opcit,p164经济成功与内心满足的沟裂在扩大。

值得一说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不多的嗜好中的一个就是看印度电影。充满浪漫、不着现实的印度电影载歌载舞，重复着主人翁从一无所有到殷实浮华的传奇故事，为他们逃避现实的压力和挫折准备了世外桃源，Ibid ,p165为他们延续中产阶级之梦提供兴奋剂。

印度前能源部长瓦桑特·萨蒂这样描述80年代的印度:“我们不能不看到,增长与发展仅限于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贫困的大海中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拥有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福利。”转引自《国际经济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第254页。

六 经济改革后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反省

1991年下半年印度开始的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经济全球化。聚光灯再一次照在中产阶级身上，因为它有着出乎想象的消费能力。它的规模、消费潜力被郑重其事地度量着。这项工作对印度政府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希望向发达国家展示自己未被开垦的市场。同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出售它们的商品、技术的热情也促使它们对印度中产阶级兴致盎然。

在过去的好些年，美国为了大幅降低产品成本，许多大公司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在贫瘠的印度土地上绿洲般地建立起现代的跨国企业。在印度的外购（outsourcing）经济形式帮助了印度中产阶级大规模的产生，在美国人抱怨失业严重时，部分印度人开始变得富有。在20世纪80年代，庞大而低效的公共部门的薪水雇员增加了212%,到1991年时，印度政府还是最大的雇主，给中产阶级提供就业机会。在90年代就业模式发生了变化，政府部门仅仅增加了25%，而私人企业增加了126%。穷人越来越少，城市中产阶级规模却在成倍发展。http://wwwusatodaycom/news/world/2004-03-21-india-usat_xhtm。

印度独立后的高等教育政策也促进了这个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国家倡导下的印度IT产业的发展。印度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从印度国内看，软件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极。1994～1999年印度信息产业部门的年增长率超过44%，比同期印度整个国民经济66%的增长率高得多。软件产业在这种强劲增长中起了带头作用，印度已建立起17个软件技术区，其中国家级软件园区7个，注册公司由1992年的142家发展到2000年的5552家。在印度有195家软件公通过ISO9000认证。唐镇乐：《“软件”强国——印度给我们的启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6期，第54页。互联网、计算机外设和家用电脑的增长速度是3倍，鉴于如此众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和庞大的市场，印度的软件业潜力还非常大。Bindra, Ashok,Electronic Design;04/19/99,Vol47，Issue 8,p20,3/4p,1c像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之类的软件学院造就了一流的计算机人才，无论是到海外就业（印度官员认为他们是被存进外国银行，最终会给印度带来好处），还是在印度创办公司，都使这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的精英。

1994年，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NCAER)开展题为“消费者阶级”的研究，结果显示：印度非常有钱的人有600万或100万个家庭，构成印度的上等社会。其下是两个中产阶级，上中产有3000万个家庭或15亿人，他们可以批量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下中产是向上爬的一批，有5000万个家庭或275亿人,他们是先消费商品，进而消费牌子。此项研究表明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不是磐石一块，因此把他们细分为三块，让投资者知道他们真实的消费者。Pavank Varma,opcit,p171据1999年初的非官方统计，印度中产阶级有3亿人，包括3个层次，上中产有3000万人，年收入60万美元，中中产有15亿人，年收入2万美元，下中产有11亿人，是生活在农村的比较富裕者。总体上，印度中产阶级每年在规模上有5%～10%的增长。http://wwwindiaonestopcom/middleclassesindiahtm。西方商人以前一直把印度看作是有人口没有消费者，但一夜间，中产阶级变成了一笔财富、一个印度市场的重要符号。

印度自由化的经济机器已经开动，以中产阶级为发动机，印度的中产阶级在住房、汽车、彩电等物品上开始表现出购买力。印度工厂能按世界的需求生产出更复杂的产品，印度中产阶级也变得成熟，他们愿意尝试新的东西，敢于冒险。空前的繁荣使印度中产阶级成为经济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在他们看来，印度是前途光明的。所有迹象表明，这个曾经沉睡的世界大国进入经济腾飞时期。“我们每年为印度经济贡献400亿美元，在20年后，我们将每年贡献1000亿，届时，全球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忽视这个市场。”葛帕尔说，“印度和中国的产值占全球的10%，不是我们需要美国，而是美国需要我们。子女们比他们的父辈更愿意努力工作，这是个好兆头。”http://wwwmindfullyorg/Reform/2004/India-Middle-Class13may04htm。“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是第一次为我自己选择不离开印度找到理由，”经济学家、新德里一家咨询公司的主任萨玛这样说，“在研究生毕业前，我有机会到美国，但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我的亲戚都说我犯傻了，但我现在觉得这里是适合我的地方，而且会越来越好。美国的纳税人发现他们失去的工作在印度产生，以前的印度靠美国援助的美元生活，但现在，经济急剧发展的她吸引着全世界。”Ibid印度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可支配的货币来推动经济发展，由此引起连锁变化。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经济自由化产生了社会真空，把过去和现代切断，中产阶级失去了它的其他特征，而只是作为消费阶级存在。消费的中产阶级是没有祖先和历史的，光靠中产阶级不能创造经济奇迹，中产阶级也不能空中楼阁般地拉动印度经济的腾飞。首先，它的头顶上不会永远飘着经济繁荣的祥云。而且如果它只顾自己狭隘利益，而无社会道德感，历史会再次证明它的“近视”特质。

在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家的经济政策是针对穷人的，节衣缩食的政策导向使穷人人数大大超过富人。印度人反思了自己的社会经济政策，认为：“对印度失败的测量不是印度的贫困程度，而是她没有创造出中产阶级。根据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资料，在1984、1985年中产阶级少于人口的10%。现在他们大约占20%，如果国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7%，人口增长15%，文化程度提高，中产阶级保持过去15年的速度，在2020～2040年，一半的印度人会进入中产阶级。当一半的印度人变成中产阶级时，穷人的数量就相对减少，而且社会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因此关注中产阶级就是关注繁荣，而不像我们过去关注贫困。这不是我们变得冷酷，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把贫困者拉入中产阶级。”http://wwwtheglobalistcom/DBWeb/StoryIdaspx?StoryId=2195。开放后，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作为进步的标志，整个国家在生活中全面否定甘地主义，物质欲求从犯罪感中解脱出来。

自由主义促使人们回顾过去，“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可以做的了，而且没有一点犯罪感”。这个想法在尼赫鲁时代就有，尼赫鲁对甘地的赞美贫困和忍受艰苦极不赞同：“我不喜欢赞美贫困和苦难，它们没有什么价值，应该被废止。”但尼赫鲁无法超过甘地的影响，由于认同于甘地的致力改善穷人生活的情感，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制定了有利于穷人自我保护、自力更生和低效的经济社会主义政策，结果是贫富悬殊被暂时忘记了，但更多的财富被分配给有些从这个制度中渔利的人群。

向自由主义进发，倡导消费主义，在穷人和富人间会造成鸿沟，但已经被官方认可和社会承认。许多印度人放弃了多少代形成的保守主义，开始冒险负债，成为信用卡用户。在1995年，印度信用卡增长率是106%，冠亚太地区之首。Pavank Varma,opcit,p189

印度“清洁”的调查数据排除了被剥夺者，自由化使印度富有者忽视穷人的苦难，新经济政策强化了这种不敏感，贫富差异变得合法合理，公共意识的减少成为印度的毒瘤。印度有2/3劳力在农业，有3/4的人口在乡村，尽管这些人的收入越来越少，但直选的票数是一样的，他们可以用手投票来支持政府的改革，也可以用脚投票来抛弃造成贫富悬殊的政府。政治骚乱和社会不稳定会摧毁中产阶级加入富裕国家行列之梦。

印度一家电视台在每周有一档道德困境的节目。有一期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中年人捡到装有200万卢比的公文包，包内的东西表明这笔钱是为孤儿准备的。节目要求观众设身处地地为这个人考虑，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答案是令人吃惊的，同时也让人思考印度中产阶级的道德水准。在外观上，这个阶层是现代的，穿牛仔裤、看美国肥皂剧、喜欢购物和支持家庭价值。在过了50年的节俭日子后，他们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近，接受性开放，纵情欢乐，享受消费社会。但揭去他们华丽的外衣，他们内心的前现代社会的灰色道德就会原形毕露。中产阶级无情地向上流社会攀爬、追求物质条件和优越地位，并乐此不疲。当许多中产人士被问到为什么把这笔钱据为己有时，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就算我把这钱交了，但官员的腐败也不会把它用在孤儿身上。诸如此类的借口一再用以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辜。中产阶级一直自视为整洁、善良和诚实，但他们在工厂中雇佣儿童、在婚姻中向妇女索要嫁妆。中产阶级道德对穷人和弱者是无意识的，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对与自己打交道的人预先要用是否有钱、能否为我所用来过滤。在印度政府决定扩大下层种姓的教育机会时，他们因为自己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减少而呼天抢地。“人们崇尚金钱和权力，而不关心他们是如何得来的。这是钱包驱动的社会。”评论家塞思如是说。http://wwwdawncom/2001/10/05/int14htm。中产阶级选民宁愿选择圆滑的、富有的和有着各种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人执政，而不投诚实的候选人一票。中产阶级不断抱怨社会腐败问题，并希望根治这个恶疾，但在他们为腐败被曝光而欢欣时，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对自己的行贿逐利和结党营私负责。http://wwwdawncom/2001/10/05/int14htm。

对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设想，促进人们思考印度的现实和可能的措施。

教育投资是使生产力赶上经济变革的重要策略，没有人力资源，印度不会有长久的发展，尽管许多人为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劳动力市场及其低工资而自豪，但印度工人却因为素质低而缺乏生产率和竞争力，印度工人劳动增加值是日本的1/10，是新加坡的1/4。在基础教育上的投资，韩国是每年人均138美元，马来西亚是128美元，印度是9美元。在印度约有30%的学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我们计划在2010年实现面向所有人的普及教育，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这是艰难的挑战。” 印度教育部长MK考在2001年对教育做出这样的估计和期望。Ramler, Siegfried，op cit, p84女童失学、童工、种族宗教矛盾都影响着印度教育的普及。

印度有39%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35～40%的人不稳定地在贫困线上，按照实际生活水平，他们也是穷人。贫困阻止了3/5的人掌握识字、算数等基本技能，这必须引起中产阶级的注意。而南亚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被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控制住，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比例在1982年是17%，马来西亚在1987年是14%，泰国在1986年是26%。Pavank Varma,opcit,p190印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着高比例的贫困人口，而是特权者认为不存在贫困，即使存在，也不应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想法是消灭贫困的最大障碍。在全球化中，产生了“经济马太效应”，赢家得到一切，而输家一无所有。中产阶级应该意识到除非国家和社会关心贫困，解决贫困，否则，印度不可能通向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产阶级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应该具有的社会关怀，也是为他们的长远未来着想。

如果国家中只有一部分经济力量处于活跃状态，它不可能达到全面发展。没有任何经济技术可以在贫富之间搭上桥梁，只有改变既得利益者的态度，印度才能成为统一民主繁荣的国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不须停止追求美好生活，只要改进追逐利润的方式，穷人就会减少，乃至消失。但印度社会似乎没有一套调节富人财富的策略。印度许多大公司不交税，或通过行贿来逃税，城市印度人交税的比例只有2%。在税收占GDP的比率方面，1991年法国是38%，美国是341%,泰国是189%,马来西亚是20%,而印度是115%，有意识地逃避税收来避免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遍及印度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

近年来，印度的上层精英开始重新找回社会道德，开启承担社会责任的先河。TISCO钢铁公司在私有化后，成立社会发展协会来帮助周围村民，他们在600多个村庄开展工作，解决灌溉与生活用水问题，改善农民的耕作饲养技术，修建校舍，促进乡村实业，提高成人文化程度，鼓励妇女参政，整治乡村卫生环境。RANBUXY制药公司在1980年起，就成立社区康复中心，开设5个流动站，在每个流动站配备一位医生、一位药师和多名健康顾问。近十年来，共诊治病人逾百万，其中有4万名维生素A缺乏引起失明的儿童。Ibid ,pp204～205

印度政府还成功地说服了中产阶级对人口计划政策的认同。在印度农村，农民在为人口节制势必对家庭生活产生重大转折，减少子女数目势必会失去晚年保障，因此对政府的政策不理解和抵触时，中产阶级已经把减少人口作为社会道德看待，两孩之家是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阶级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要培养印度需要的孩子。如果一家有3个孩子，他们会在别人面前感到尴尬。”一位印度医生说。Stafford, Tim,Christianity Today,Vol38 Issue 11(March,1994), p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这些行为，使这些观念渗透到中产阶级中。尽管慈善行为并不是拯救印度的万能妙方，但它可以激发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中产阶级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但预期将来社会因为贫富的极化，会警醒中产阶级持续这个过程，对于他们这是长期战略。

印度中产阶级在封建社会萌芽，并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殖民时代的发育成长使它对殖民统治者有极强的依附性。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运动中，中产阶级起着发动号召作用，表现出它的进步性。在1947年独立后的十年里印度中产阶级坚守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振奋精神参加印度复兴的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在印度社会的变迁中变得退缩，因为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割而引起的纷争，使他们日趋追逐自己的狭隘利益，失去理想主义信念。经济改革后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备受瞩目，但对物质生活无限的追求，使中产阶级陷入了无比的压力中，身心都产生问题，家庭面临危机，连他们的下一代刚到人世就开始了竞争的历程。印度的未来和印度中产阶级的未来尤其应该值得中产阶级思量，如果中产阶级只去追逐自身的狭隘利益，过着体面奢侈的生活，而对生活在其周围的大量的正在遭受不可名状的肮脏、贫困、疾病和缺少教育之苦的同胞视而不见，这个国家是否能持续发展下去就值得疑问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理念和现实，最终会造成阶层的断裂，危害经济的持续发展。印度十多年来的繁荣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关联，但中产阶级是否可以用国家长期发展的代价换取自己的眼前利益，这也许不是理想主义或利他主义的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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